当我概括今日的宣教活动已经转移到社会服务时，我的顾虑会落在三个范畴之内。今天我们会先看头两个，下周我们再谈第三点（为了明白这个帖子，我鼓励你读昨天的导论：《宣教：配备护照的教会论》）
十九世纪晚期，保守福音派热情地投入到社会改造的工程里，这是为了回应那个时代的特征，即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教会工程包括职业介绍所，托儿中心，童工的暑期家庭，以及提供街友食物的流动厨房。然而，福音派对社会改造的热情，在二十世纪的前三十年就逐渐蒸发殆尽了。到了1930年，在教会历史家所谓的“大逆转”当中，保守的福音派人士就放弃了，或严重地缩减了他们的社会行动工程。主要的原因有两个：扭曲和分散注意力（Distortion and Distraction）。
从教义来说，他们发现社会服务宣教经常会像水一样来行动：它会往下流，流到一个黑暗的、名为“社会福音”的神学沼泽里。社会福音是真正的福音的一种扭曲，因为在这当中，给社会带来进步的福音会逐渐取代从罪中得救的福音。其次，福音派人士在1900年代早期也发现到，社会改造已经变成了一个会麻痺人、耗人精力的分心之物。理论上，流动厨房不应该取代十字架。但是在实际上，教会发现福音总是会沦为第二位，因为社会事业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注意力和金钱。
布道家慕迪喜欢说，当基督徒一手拿着面包，一手拿着圣经走到世上时，他们通常会发现到罪人会拿走面包，然后忽视圣经。当然，这正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在喂饱五千人后所面对的问题。有趣的是，耶稣的解决方法不是更多的面包，而是坚决的、清楚的福音宣讲，好刻意赶走那些不诚实的人。
当我观察历史、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对我而言，我们似乎正走在一个椭圆形的轨道上。我们过去一直在兜著圈子转：我们真的需要重新再学一次完全相同的教训吗？从历史来看，社会行动宣教的结果是：在1900年，美国的新教主流教会供应了北美80%的宣教士。逐渐地，当这些教会越来越把焦点放在社会行动上，他们差派出去的宣教士就稳定地减少。事实上，到了2000年，那些相同的以社会行动为焦点的教会只供应了6%的北美传教士的人力。从历史来看，让社会改造成为福音布道和神学训练变成同等的伙伴，并不会让宣教活跃起来，反而会扼杀宣教。尽管在统计曲线上，一开始会有一个突然的果效，但是长期来说，只有神的道和公开宣讲真正的福音，才能激励教会的宣教使命，这是社会救助工程办不到的。
福音派人士委身于保存福音、上帝的道，和保存教会，把它们当作最重要的事。然而，实际上，这点在社会救助的宣教使命中是很难达成的。社会救助工程就像黑洞一样——它们的重力会吸走所有可用的资源，而且吵着要求更多。尽管这个理论宣称要把福音宣讲摆在第一位，但是就预算、计划、人员、时间、努力来说，实际上什么是最优先的，是再清楚也不过了。
我的朋友，Brian Biedebach，他在南非和马拉威事奉超过二十年，以一个年轻人的身份，写下了他对社会行动宣教的尝试：
1997-98年，我在马拉威花了一年从事一个整全的计划。我主要负责照管圣经学院里的二十六个学生，五十头羊，四百只鸡，以及一个超大的农园。早上一起床，第一件浮现在我脑海里的事，就是如何把鸡蛋送到市场。一整天下来，我耗尽所有精力，只为了确定打了足够的水，把动物都喂饱了，然后在半夜，我还醒著的时候，还要赶走偷鸡贼和野狗。
不管理论怎么说，实际的状况是，要经营一个农业计划，就意味着他只有很少的时间，或甚至没有时间，教导这些圣经学院的学生，这是他应该要作的门徒训练。事实上，像这类的例子可以无止境地繁殖，因为在社会行动宣教中，分心是常态，而不是例外。
连提姆·凯勒也承认这是个问题。他写到，“我们如果想要承担起在各个阶层中施行公义的教会，就经常会发现到，社区更新和社会公义的工作，会压倒福音宣讲、教导、滋养教会的工作。”内勒（Peter Naylor）提出他极富洞见的判断作为回应：“凯勒的说法似乎是说，进行到某个地步，这才会成为一个问题，但是他并没有证明，当教会一旦投入到这类的工作时，这种效果不是就已经在运作了。”
内勒的重点是，这种分心是在顷刻之间就开始的。当各种资源被喂到社会工程的嗉囊里的时候，按照其原始的设定，各项基本的事工（我所谓的“使徒行传的宣教使命”）就是营养不良的，并开始萎缩。福音和讲道被取代通常完全不是故意的，而是当你把社会行动宣教这个盒子推到马车的前面时，有些东西就要被落在后面，为它腾出一些空间来。
用数学的语汇来说，今天这种鲁莽匆忙地接受社会服务作为宣教的情形，会带来两个问题。社会福音是减法的问题：它把最基本的神学——罪和悔改——从教会的信息里减掉了。另一方面，社会服务/改造工程，会以另一种方式威胁教会：靠着加法。当消耗资源的社会工程被加到教会的工作项目上的时候，那些资源就无法用到福音宣讲的事奉上。这是个零和游戏：要给一个人的东西必然是从另一个的手中夺过来的。
当然，关键的问题是这点：圣经怎么说？对福音派人士来说，这一定是最后的问题：当前这种宣教重点的转移是否合乎圣经？我们是否在忙着重新绘制宣教的分道线，而忽略了基督所指派的对这个使命的解读者，是如何解读这个使命，并如何应用耶稣的教导的？我们会在最后的三个帖子里讨论这个问题。
译：骆鸿铭；校：改革宗出版社。原文刊载于The Cripple Gate网站：2 problems with social action in miss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