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注：本文系十架路出版社“五种迷思”（5 Myths）系列文章之一。“迷思”的英文为 myth，或译“误解”，即“常被信以为真，但实际上是错误的观念”。
教会与伽利略之间的争论为科学与信仰的明显分离埋下了种子。从表面上看，这场争论是关于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 年）于 1543 年提出的宇宙理论，即太阳位于宇宙的中心。这一理论与教会提倡的亚里士多德观点（太阳和其他行星围绕地球运行）相左。伽利略赞成哥白尼的说法，因为他从自己的望远镜观察到的一些现象支持该观点，特别是木星的卫星围绕木星运行。这些观测结果具有里程碑意义——并非宇宙中所有天体都围绕地球运行！
教会视哥白尼的理论为异端，因为圣经里说到“将地立在根基上”（诗 104:5），而哥白尼理论与教会对创世记的解释有冲突。
现在，哈佛大学历史学家欧文·金利奇（Owen Gingerich）揭穿了上述迷思：
对神学家说来，哥白尼体系并不是真正的问题。这一点我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教会与伽利略争论的焦点是方法本身。人可以用何种方法得到对世界十足把握的知识？自然之书是否能与无误的圣经相媲美？【1】。
伽利略通过望远镜观测天空，得出了与教会不同的结论。这时，问题的关键不是天体的具体位置，而是神学家有多少权力和话语权。任何拥有望远镜的人都有机会看到大自然的真相——这里指的是天文学和夜空中的星穹。
本笃会修道士安杰洛·格里洛（Angelo Grillo）曾用“加农炮手”（cannonista）【2】一词来指任何拥有这种大胆新仪器的人。
谁控制着真理之井的入口？在伽利略面临宗教裁判的残酷折磨和控制时，这个问题至关重要。1633 年，宗教裁判所传唤伽利略，让他从佛罗伦萨到罗马接受审讯，他非去不可，否则宗教裁判所会强行给他戴上枷锁，押解到罗马。伽利略认为科学研究领域与圣经之间没有冲突。他还相信，研究宇宙会让人更好地理解对圣经的正确解释。但在审判中，大多数人认为伽利略是异端，他被迫认罪悔改，软禁在家：1642 年 1 月 9 日，他死于阿凯特里（Arcetri），尸体则埋在一个无标记的坟墓里。
上帝与科学之间的巨大分歧集中体现在伽利略·伽利莱的意见能否得到关注，还是被噤声。
不对！早期教父之一圣奥古斯丁（Augustine, 公元 354-430 年）建议，如果圣经文本与我们从科学和上帝赋予我们的理性认知相矛盾，我们就不应该按照字面意思来解释。在其《创世记的字面意义》（De Genesi ad litteram libri duodecim）（著于公元五世纪初）中有一段重要的文字：
即使一个非基督徒也知道一些关于地球、天体和世界其他元素的知识；知道星星运行的模式和轨迹，甚至知道它们的大小和相对位置；知道可预测的日月盈缺，年复一年的四季交替；知道某些种类的动物、植物、石头等等，而这些从理性和经验得来的知识，他也认为是确凿无误的。如果一个基督徒以解释神圣经文的名义，在这些主题上胡说八道，而这样的胡言乱语又被一个异教徒听见了，那实在就是一件可耻又可悲的事，这种行为应该极力避免。有鉴于此，在研读创世记时，我尽可能详细地解释晦涩难懂的经文，同时提醒自己不要草率地肯定某种含义，而损害了另一种或许更好的解释。【3】
奥古斯丁的话让我们产生了共鸣，对伽利略也是如此。如果教会听从了奥古斯丁的建议，没有在自己不擅长的事情上叫板，如果当时教会关注的不是权力和控制，那么教会与科学之间这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可能永远都不会发生。
有些人认为，在包含数十亿星系浩瀚宇宙中，人类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配角，这种观点助长了信仰与科学的划清界限。
我们这个时代的宇宙学家将哥白尼的观点——地球不是太阳系的中心——延伸到一个更为广阔的跨越 920 亿光年的场景：我们处在由 1,000 亿个星系组成的宇宙中，地球没什么特别的。太阳是位于一个看似随机的旋臂星系外部的千亿颗恒星之一。我们的位置真的重要吗？这是否意味着人类的出现只是意外中的意外？
然而，我们所处的宇宙有些特别。宇宙的年龄、大小和基本规律的相互作用，使碳基生命成为可能。万有引力定律、弱核力、强核力，各种因素的搭配需要丝毫不差，才能出现生命。如果万有引力更强，恒星内核的核反应就会进行得很快，其寿命就会变的非常短——短得不可能出现碳基生命。相反，如果引力较弱，恒星的温度就不会高到足以开始核反应，我们也就不会有太阳。按照我们的理解，宇宙必须有现在这么大——在高温大爆炸之后，宇宙膨胀必须经过足够长的时间才能充分冷却下来，星系和恒星才能形成。因此，从我们的天文学角度来看，膨胀中的宇宙似乎是相对古老和庞大的。
宇宙如此之大，读者不应该感到惊讶，因为就我们所能观察到的而言，我们不可能存在于一个小一点的宇宙中。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这些力量之间如此精妙的完美搭配使得我们从科学的角度而言十分特殊：如果没有毫厘不差的搭配，我们就不可能存在。
贝尔纳·丰特奈尔（Bernard le Bovier de Fontenelle）写道：“看啊，宇宙是如此浩瀚，我迷失在其中。我不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我什么都不是。我们的世界如此渺小，令人恐惧。”【4】但是，我们不应该为生活在这样一个浩瀚的宇宙中而感到沮丧。
福音书就没有这样的情绪；它们充满了惊奇、惊叹和敬畏。道成肉身响彻着关于目的的核心信息。人类是特别的，宇宙的创造者出于对堕落人类的爱，亲自来到这个世界，并为我们而死。哥白尼之前的中世纪模型肯定了这样的思想， 在伽利略时代的神学家中唤起了一种非常积极的情绪：万物围绕着地球——人类是造物的焦点。
另一方面，伽利略的反对者不明白，道成肉身与地球的地理位置无关，地球在其轨道上移动的假说丝毫不会消减人类的意义。圣灵笼罩着上帝的整个宇宙；因此，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当时的思想家这样抓着地理位置不放。
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一种乐观主义的信仰，相信只有科学才能解开世界的奥秘，这种形式的科学把进入我们世界的上帝视为天方夜谭。
化学家彼得·阿特金斯（Peter Atkins）信奉科学主义，他认为：
科学家对还原论（reductionism，又名化约论）笃信不疑，他们有幸站在知识的顶峰，比任何同时代的人都能看得更远……我们没有理由认为科学无法处理存在的任何方面……科学从未遇到过它无法逾越的障碍，有的障碍虽然尚未跨越，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合理推断出它有能力逾越……我并不认为现实宇宙或精神宇宙中有任何一个角落可以躲过[科学的]强光。【5】
但是，就拿暗物质和暗能量来说，我们知之甚少。我们宇宙中大约 96% 的内容，天文学家并不了解。
用美国前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Henry Rumsfeld）的话来说，暗物质和暗能量等概念是已知的未知（known unknowns）。
2002 年 2 月，拉姆斯菲尔德阐述了“已知的知道”的概念。这些是我们已知的事情， 但也有已知的未知。换句话说，有些事情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
在过去的五十年里，我们对宇宙学和物理学的理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物理学家们正在努力发展一种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上都能成立的统一理论。暗物质和暗能量作为已知的未知，进入了中心舞台——在我们的知识库中，它们是最近才出现的概念。 暗物质出现在 20 世纪 30 年代，暗能量出现在 20 世纪 90 年代，但它们在 20 年后是否还会主导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的思考，还是到那时会有其他的基本见解（未知的未知 [unknown unknowns]）引发一场新的科学革命？
伽利略说：“我们所知道的只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一小部分。”他说得很对。但他还可以说得更远。
用神学家斯科特·邦特拉格（Scott Bontrager）的话来说：
我们辨别世界真相的自然能力随着不可见事物的消失而消失。我们若是不能感知不可见世界，就无法了解通往永恒幸福的真理——而这正是我们受造的目的……要超越自然的局限，走向完美（分享神的特质），我们就需要上帝的帮助：恩典的浇灌。对阿奎那来说，这种恩典是以圣经的形式出现的，圣经是上帝自愿向我们作的自我启示。【6】
作为科学家，我们欣然承认科学在揭示世界本质方面的作用……但我们对科学能否照亮宇宙的每一个角落持怀疑态度……邦特拉格的无形世界似乎是科学方法无法触及的。
伽利略在写给托斯卡纳大公夫人（Grand Duchess of Tuscany）的著名信件中大量引用了圣经。巴黎索邦大学（Sorbonne）已故教授让·梅斯纳尔（Jean Mesnard）是研究法国数学家和哲学家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的最伟大的专家之一，他在接受采访时对伽利略使用圣经的情况提出了一个十分有意思的观点。梅斯纳尔认为，伽利略的错误在于他看得不够远。我们将伽利略视为终极的经验主义者。作为天主教会的忠实信徒，伽利略试图用理性捍卫圣经，抵御科学的攻击，却没有强调信仰的作用。梅斯纳尔认为，正因为如此，伽利略之举为无神论打开了大门。
正如我们在圣经中所读到的，“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来 11:6）。
梵蒂冈教皇天文台前主任乔治·科因（George Coyne SJ）神父同意让·梅斯纳尔的观点，并作了详细阐述：
宗教屈服于诱惑，将自己的存在根植于自然科学特有的理性确信之中…….宗教经验本身的证据变得次要，甚至被遗忘。
在这长达数年的讨论中，梅斯纳尔强调，在处理上帝与我们世界的互动时，我们不能只看物理实验。望远镜可以告诉我们卫星围绕木星运行，但是我们对上帝的理解不可能来自于一架望远镜。理性在解释物理实验方面有其作用，但自伽利略时代的科学革命开始以来，人们一直用理性来评估某些不适合用理性（和实验）来解释的属灵启示。耶稣的爱无法放在试管里。
【1】 Owen Gingerich, "The Galileo Affair," Scientific American 247, no. 2 (1982): 123–24.
【2】在伽利略时代，对荷兰发明的新仪器（窥镜），大家起了不同的名字。其中一个词是 "cannone"，即“管子”。因此，本笃会修道士安杰洛·格里洛（Angelo Grillo）说 "cannonista" 时，意味着使用“管子”（即“望远镜”）的人。（虽然“炮手”并不是 "cannonista" 的恰当译法，但根据格里洛的说法，人拥有望远镜，象征着他可以摧毁秩序观念，击毁对圣经的字面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说，望远镜是一种武器——一种智力武器）。我们非常感谢伽利略学者弗朗哥·朱迪斯（Franco Giudice）的这一见解）。
【3】 Augustine, "The Literal Meaning of Genesis", trans. and ed. John Hammond Taylor, Ancient Christian Writers 41 (New York: Newman, 1982), 42–43.
【4】 Bernard le Bovier de Fontenelle, Conversations with a Lady on the Plurality of Worlds, or Etretiens sur la Pluralité des Mondes (1686)，引自 Block, D.L. "Our Universe: Accident or Design?," Beith Laboraties, Sandton, South Africa. 第1页。
【5】Peter W. Atkins, "The Limitless Power of Science," in Nature's Imagination: The Frontiers of Scientific Vision, ed. John Cornwel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25.
【6】Scot C. Bontrager, "Nature and Grace in the First Question of the Summa," Scot Bontrager (blog), February 1, 2010, with link:
https://www.indievisible.org/Papers/Aquinas%20- %20Nature%20and%20Grace.pdf
译：变奏曲；校：JFX。原文刊载于十架路出版社英文网站：5 Myth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Fai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