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福音出版物中有相当一部分看重文学、阅读和想象力。这是好事！但这些讨论却常常忽视了当代文学（自1980年以来所写的任何作品）。我们提及当代作者时，通常只限于温德尔·贝瑞（Wendell Berry）、玛丽莲·罗宾逊（Marilynne Robinson）和安妮·迪拉德（Annie Dillard）——这些建议都很重要。可是，当代文学就没有更多可选的吗？文学中的“普遍恩典”只适合于经典作品吗？
第一次上当代文学的研究生课程时，我对所听到的有些惊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迈克尔·翁达杰（Michael Ondaatje）和马丁·埃米斯（Martin Amis）这些作家的作品中有多处间接提到圣经，也涉及复杂的哲学和宗教问题。他们在探讨这些问题的同时，也描绘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决定性创伤：如何面对上帝“已死”、犹太人大屠杀和吉姆·克劳法案时期的种族主义制度化，以及即使在现代社会仍然存在的厌女现象。
或许因为这些当代作品过于直白，有时使用粗俗的语言，并且公开谈论性行为，所以它们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基督徒也因为这些原因反对阅读这些作品，这可以理解。但我还是要指出，许多这些作品都具有深刻的道德意义，甚至带有点基督教精神。与任何艺术作品一样，我们必须考虑其背景和整体叙述，作者试图向我们传达什么信息？它是否真实？能否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自己以及我们的文化？甚至可能让我们感到内疚？它是否帮助我们学会更好地爱邻舍？
以下列出的八部当代小说作品在属灵层面上都对我提出了挑战，迫使我审视自己对上帝和他人的看法（有时证明是错误的看法）。它们提出了许多“正确”的问题，揭示了信仰、人际关系，以及不信的复杂性，即使它们通常没有提供答案。其中许多作品涉及到人类如何应对那些忽视“神的形象”所造成的创伤，还有一些揭露了西方文化和消费主义以及教会中存在的罪恶。这里的每一本书我都大力推荐。
“我的秘密是我需要上帝——我病了，不能再独自应对了。”
著名作家道格拉斯·库普兰（Douglas Coupland）在1991年写下了《X世代》（Generation X， 该书首创了这个流行术语），他在温哥华郊区长大，对成长时期的那些“世俗”方面时有感伤。这种感伤，加上对“超越和顿悟”的渴望，正是他短篇小说集《上帝之后的生活》的核心。每个故事都聚焦于那些无法去爱、无法与他人建立连接的破碎之人，他们绝望地想尽办法回应内心中的“宗教冲动”，有时甚至采取自毁性的行动。该书最后一篇故事的主人公斯考特（Scout）意识到自己属灵上的“疾病”超出医学的治疗范围，这个故事富含基督教元素，让读者不断联想到圣经主题。这本书提醒读者，所有人都渴望上帝，即使有些人不会用神学的语言来描述那种愿望。
“所有死的东西活过来时都会疼的。”
从《宠儿》的献词可以看出，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这本荣获普利策奖和诺贝尔奖的小说是为了纪念大西洋奴隶贸易期间死亡的“六千万甚至更多”的非洲人。《宠儿》不是一个简单的虚构历史小说，而是一个让人恍惚的鬼故事，它以非传统的形式让读者“参与”到创伤带来的时空错乱的情形中来。莫里森以逃亡奴隶玛格丽特·加纳（Margaret Garner）的一张历史剪报为基础，构建了这部小说，并借此想象出一些被历史抹灭的饱经创伤的人所经历过的生活。这个鬼故事巧妙地展示了小说人物因当年遭受的非人待遇而失魂落魄。为了重新找回做人的感觉，他们必须倾诉痛苦的回忆，才能走出苦难——这是一场十分痛苦的重生。
“我会讲述这些故事……因为做其他任何事情都不够有人性。”
戴夫·埃格斯（Dave Eggers）最为人所知的是他那极其讽刺又颇具深情的作品《令人心碎的天才壮举》（A Heartbreaking Work of Staggering Genius，这本书让他成为了某种文学潮人的代表）。然而，他2006年出版的一本半虚半实的关于瓦伦蒂诺·阿查克·登（Valentino Achak Deng）的“自传”却截然不同。这里没有赶潮流的讽刺，只有一个苏丹“失落的男孩”催人泪下的故事。在书中，登和埃格斯共同努力，试图拼凑起登童年记忆中支离破碎的片段。书里既追溯了登逃离苏丹内战的危险经历，也讲述了他作为美国难民后面对的各种偏见和困难。同时，这部小说强调了说故事的力量，如何讲自己的故事、如何聆听他人的故事， 这些都能帮助我们看到彼此身上的神的形象。
“当我看着我的罪恶时……我能看见基督教重生的魅力。我怀疑不是基督教如此的迷人；而是复活这件事。”
在我最初的伦敦之行中，我记得地铁上好像每两人就有一个在读尼克·霍恩比（Nick Hornby）的畅销书《失恋排行榜》（High Fidelity）。霍恩比的书很好读也很有趣；他的书属于那种罕见的能提出有意义问题的机场畅销书。与约翰·艾尔文（John Irving）一样，霍恩比有一种狄更斯风格，他笔下的人物温馨、多样，又都带点幽默和悲剧味道。《如何是好》讲的是一位女医生有了婚外情后必须面对自己的故事。她每天拯救生命，算个“好”人，却做了破坏婚姻的坏事。她到底是“坏”还是“好”？就像电影人伍迪·艾伦（Woody Allen），霍恩比经常会问到，我们是否能在没有客观道德标准时称某件事“好”或“坏”？在世俗的当代社会中，标准从何而来？上帝是唯一答案吗？
“这就是技术的全部要旨。一方面它创造了追求不朽的欲望，另一方面它又预示着宇宙灭绝的凶兆。”
德里罗（Don DeLillo）通过他对学术界和流行文化的黑暗又巧妙的讽刺，精辟地探讨了填满我们日常生活的“白噪音” 如何教我们生活。白噪音包括电视广告、商城的热闹、收音机天气预报等等。按照我们已经拥有或者想要拥有的东西，无论是教育还是一条新牛仔裤，这些商品化空间帮助我们创造出了一个个空虚的“宗教”仪式。小说主人公杰克·格拉德尼（Jack Gladney）是“山上大学”专门研究希特勒的教授。一个极其怕死的人却来研究这样一个课题，这真的是颇具讽刺意味。为了在“空中毒性事件”期间保护自己和家人，格拉德尼不得不考虑技术进步与身体和精神死亡之间的关系。德里罗不断提醒我们，永无止境的“买买买”不能让我们免于死亡。同时，他认真思考为什么信仰在这个“人造”时代是一种真正的需求。
“在教会营被拒绝的感觉比在学校被拒绝要糟糕得多。”
克雷格·汤普森（Craig Thompson）的自传是一本悲伤又精美的绘画小说，书中讲述了他如何离弃了信仰。在一个经常有属灵虐待的基要派家庭和教会中长大，他创作艺术的渴望遭到嘲弄，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他远离信仰。汤普森的故事反映出一个糟糕的现象；艺术家在教会中经常受到误解，甚至遭到怀疑。这本书挑战基督徒读者，要重新思考艺术家如何先知般地向教会发声。它还提醒我们，一个固步自封的基督“文化”很容易偏离耶稣所传讲的爱，而变成属灵虐待。
“无论我取得什么成就，与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相比，似乎都微不足道。”
《鼠族》是一本关于犹太人大屠杀的绘画小说，它将犹太人刻画成老鼠，纳粹是猫 。第一次读这本书时，我感觉不舒服。但是阿特·斯皮格曼（Art Spiegelman）的《鼠族》情真意切，给大屠杀议题文学宝库带来了十分重要的贡献。斯皮格曼的父母是大屠杀幸存者，他们经历了死亡集中营里无法言喻的邪恶。《鼠族》通过作者记录自己父亲弗拉德克（Vladek）的回忆，将其整理成书，讲述了父亲遭遇的苦难。这部小说讲的是二次创伤：一个创伤幸存者的儿子如何吸收他没有亲身经历过的创伤。因为父亲时时刻刻都流露出“历史的遗痕”，阿特在某种程度上也吸收了这种创伤，只有通过把他们两人的故事写出来才能够化解掉这种创伤。
“你们的声音重要，你们的梦想重要，你们的生命也重要。做那水泥中的玫瑰。”
这是托马斯（Angie Thomas）的第一部青少年小说，2018年拍成了电影。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十几岁少女斯塔尔·卡特（Starr Carter）的故事。她聪明伶俐、家庭和睦，去一间离家很远的白人为主的私立学校上学。随着斯塔尔不断地切换于“白人”和“黑人”的空间，她变得越来越适应环境，但同时也失去了自己的一部分。故事刚开始没多久，斯塔尔的童年伙伴就被警察开枪打死，之后的故事都追踪着她在“黑人命也是命”时代成长过程中发生的变化。斯塔尔与家人联系日益紧密，她在两个世界里同时寻求公义，最终，她找到了之前被压抑住的声音。无论我们如何看待本书的政治倾向还有“黑人命也是命”的预设观点，作为一本重要的读物，它将帮助读者更能够理解那些遭受种族创伤的人，更能与他们共情。
译：变奏曲；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8 Works of Contemporary Fiction Christians Should Rea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