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间教会有很多来自其他不同教会的本地基督徒涌入的时候，牧师和会众都被放在了一个尴尬的处境中。基督徒应该如何看待“转会”？教会只能被动地接受任何想要加入的基督徒吗？他们离开原先的教会是一种不委身吗？是对教会的背叛吗？需要给他们道德压力吗？教会转会和成员的个人偏好，以及良心又有怎样的关系？教会在当下的文化中要如何智慧的看待教会转会？为了思考以上这些问题，我写下了本文。不过，本文更多地是从接收教会的角度，而不是原教会的角度思考“转会”的问题。就后者的角度而言，福音联盟已经有好几篇文章展开了思考，例如《如何优雅地离开教会》《搬家服务：帮助成员加入到新教会》和《找教会，更要寻找基督》。
在传统的家庭教会处境中，“转会”是一个陌生的词汇，“换教会”才是常用的说法。然而，“换教会”在很多场景中，如果不是因为结婚、搬家的缘故，或多或少都是在表达一种负面的情绪。对于长期在逼迫环境中的中国家庭教会，委身教会和委身“这间”教会，常常是同义词。因为教会资源的缺少，以及教会信息的无法公开，换教会的情况不常发生。再加上中国家长制的文化，既然教会是基督徒的家；那么，离开“生我养我”的教会，就仿佛是一种背叛，甚至会背负一些道德压力。我们可以想象，在一种“父母都很难让自己子女真正离开父母进入婚姻”的文化中，教会中的属灵辖制也是常有的事情。
但是我们需要认识到，这种对待“转会”的保守观念的确有它的益处。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比我们现在的成员制更加严格的成员制，不是吗？哪怕“成员制”这三个字并没有出现，但教会成员制所要求的委身是很明显的！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在这样的教会文化中很难生存。我们可以从传统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生命中看到一些美好的见证，他们在努力地解决冲突、寻求合一、彼此包容，在各样不理想的境遇中坚忍到底。除了更换城市居住，或结婚嫁娶这样被动的契机，不得不换教会，主动“换教会”从来就不是一个选项。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腾飞，西方的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迅速占领了中国新一代基督徒的心田。大学生福音事工迅速增长，职场团契和海归团契遍地开花，这些都值得感恩。但因着缺少对于教会的正确认识，基督徒开始成为了一种可以脱离教会的存在；“因信称义”也成为一种“私人”的信仰，教会生活似乎成为了一种基督徒的附加品和消费品。因此，“委身”教会反而成为了一个陌生的概念，仿佛只和制度的僵化和陈旧的传统相关。在这种语境下，“换教会”就和换餐厅吃饭一样自然。只要这间教会让人开始感到不舒服，只要有“更好”的选择，换教会就会发生。这和婚恋中的劈腿文化似乎是同步的，两者都不知道“委身”为何物！
我们不希望看到，基督徒没有一个委身教会的生活；我们同样不希望看到，基督徒的良心受到错误的辖制。保罗在《以弗所书》中谈到神对教会的心意：“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4:12）；“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式，百节各按其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4:16）在这两节经文中，我们的确看到教会是需要彼此委身的一个群体，目的不是以个人为中心，而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与此同时，教会身体的增长，也会带来个人属灵生命的建立。祝福教会和祝福个人生命似乎并不是彼此对立的两件事，它们不应该成为光谱的两个极端。
但是，了解光谱的两个极端并不会让我们在处理教会转会这件事上变得简单，因为复杂的部分在于，光谱所覆盖的范围极大，人心中的动机在其中也是很难被衡量的。比如：
我试图将这些转会因素
放在一个光谱的过渡序列中。它们的位置不一定准确，但从清晰的程度上，它们的确是从可接受的转会原因滑向不可以接受的转会原因。然而，我们很难划清一道明确的界限。教会需要判断一个人的转会是否是出于罪，或是来自遵行神话语上的逃避，从而教会受亏损而得不到建立。教会也要考虑一个人的良心是否被辖制，从而很难在一间教会接续接受牧养，这个人受亏损而得不到建立。再次鼓励大家去看上面提到的三篇文章，处理“如何”的技术问题。
中国的教会仍然处在一个牧养资源缺乏，且政治逼迫紧张的环境中。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教会的不理想状态或许是一种常态！潜在的安全问题会带来成员人数的受限，从而带来牧养资源的受限。而另一方面，教会人数的增长，也会迫使教会在没有预备好时就不得不考虑植堂，从而牧养资源会面临再次被削弱。
那么，这会如何影响教会看待转会这件事呢？简单来说，因着资源的缺乏以及安全的考量，教会需要更加“主动”地考虑成员转会这件事。主动意味着，教会不能停留在被动地判断和接收基督徒转会上，教会需要主动地回到教会的大使命上去问：教会是否将现有的资源留给了福音朋友？从而，为了预留 20%的位置给慕道友，教会可能需要“主动”对已经有教会但不理想的转会申请说“不”，教会甚至需要更加“主动”地差派现有的成员加入离他们就近的教会。这些虽然说起来简单，但实际的操作从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教会需要在不理想的环境中持续忍耐，也需要智慧的判断，更需要忠于福音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