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高中时（这是很久之前的事了），一个牛奶广告让亚伦·伯尔进入流行文化视野。
但现在，随着《汉密尔顿》（Hamilton）音乐剧的流行，了解亚伦·伯尔（Aaron Burr）的年轻人比以往任何一代都多。
伯尔 45 岁时成为美国第三位副总统（1801-1805年），是托马斯·杰斐逊总统的副手。
但在 1804 年 7 月 11 日上午 7 点，在新泽西州威哈肯（Weehawken）附近，亚伦·伯尔在决斗中击中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 ——三年前汉密尔顿 19 岁儿子菲利普（Philip）就在同一地点为捍卫父亲荣誉而死。
他是首位在任期内开枪射击别人的副总统（迪克·切尼 [Dick Cheney] 是第二个！），也是唯一一个不但开了枪并且击毙对方的副总统。
四十多岁的汉密尔顿因决斗受重伤，并于次日不治身亡。
1758 年，亚伦的母亲在给朋友的信中谈到了她两岁的儿子，称他是个“脏兮兮、喜欢吵闹的小孩子……非常狡猾、调皮捣蛋……脾气不太好。非常顽固，需要一个好家庭教师来管教”。
当伯尔还是在蹒跚学步时，他的家人陆续过世。
亚伦才两岁就成了孤儿。
让人遗憾的是，随着时间推移，他放弃了父母和祖辈信仰的基督信仰。
在伯尔家族的所有名人中，以斯帖可能是最被忽视的一个。但有迹象表明，这种情况可能正在改变。例如，她是迈克尔·海金（Michael Haykin）的新书《八位基督徒女性》（Eight Women of Faith）中提到的一位。
托马斯·基德（Thomas Kidd）引用了安·布劳德（Ann Braude）的评论：“妇女史就是美国宗教史”。他写道：
由于各种原因，女性在几乎所有美国的宗教运动（包括基督教福音派）中都占多数。
然而，在教会历史研究中，女性很大程度上只是作为陪衬出现，对她们的研究很少，甚至完全没有。
造成这种忽视的部分原因是因为很难找到记录美国妇女宗教生活的文献。牧师和神学家——主要是男性——最有可能留下公开发表的记录，尤其是在殖民地和革命时期，而来自女性的资料则少之又少。
不过，以斯帖·伯尔是个例外。1986 年，耶鲁大学出版社收集了她成年后与挚友莎拉·普林斯（Sarah Prince，1728-1771 年）三年的书信，在此基础上编写了一本书信评论集，让我们看到了美国殖民时期一位虔诚女性罕见的、毫无保留的内心世界，以及她为“真诚宗教”的全然摆上和对“忠诚友谊”的付出——用罗杰·伦丁（Roger Lundin）和乐马可（Mark Noll）的话来说。
在这些书信中，以斯帖的机智和智慧跃然纸上。比如，她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在丈夫曾任院长的新泽西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前身），有位讲师断言说女性不懂“友谊是什么”，因为“她们几乎不可能做出像保持友谊这样冷静理性的事情”（第 3 封信，1757 年 4 月 12 日）。
以斯帖告诉莎拉：“他还没来得及再说话，我就狠狠地反驳了他几句。他脸红了，看上去有些懵了……我们争论了一个小时，我把他说得哑口无言”。这位讲师太不自量力了，竟然嘲笑以斯帖十分看重的话题。她在写给莎拉·普林斯的信中经常充满深情地提到友谊。
我在按时间顺序阅读她存留到今的信件时，注意到几个主题，这些主题与她对友谊的工作神学和实践有关。
在以斯帖去世后，莎拉·普林斯写道：“她对我来说就像我眼中的瞳仁一样宝贵，她了解也感受到了我所有的忧伤。她为了我的幸福，毫不保留地付出自己，一直竭尽所能。我们的天性来自于神，而神将我渴望在朋友身上看到的所有天性都赐给了她。“在这里，莎拉特别描写了以斯帖作为挚友的高尚举动，包括共情、自我牺牲、有知识有见地——这些都是神的仁慈，通过以斯帖的友谊来满足莎拉的愿望。
以斯帖也有同样的体会，她写道：“能再一次称你为朋友， 我满心感激。 神赐给我们朋友，祂也继续看顾着这份由祂开始在我们之间建立起来的友情。”有一点是肯定的， 她十分珍惜和基督徒之间的友情。 “拥有朋友真是一大幸事——如果没有朋友，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呢？一个没有朋友的人这辈子肯定十分可怜——友谊是生命的真谛”（1756 年 1 月 23 日）。
当镇上的一位很亲近的朋友差点丧命后，以斯帖写信给莎拉说：“看来友情正以某种方式悄悄地消逝，那些为之而结缘的人，要么被死亡夺去，要么受到威胁”（1754 年 10 月 12 日；1754 年 11 月 12 日）。 以斯帖意识到，宝贵的友情会受到各种情况的干扰。这在早期美国西部拓荒时代特别明显，那里的人均寿命不超过三十岁。
但以斯帖认识到，基督徒友情的根本起源揭示了它将一直永续：“真正的友情是由天堂的火花点燃的，天堂永不会让它消失，它将燃烧到永远”（1755 年 2 月 15 日）。
以斯帖在她的信件中反复地用亲密的称谓来称呼莎拉，充满了友爱之情。她经常在信末签名时写下：“亲爱的朋友，我是你最最亲爱的友人和姐妹”（1756 年 3 月 6 日；1754 年 11 月 21 日；1755 年 6 月 14 日；1756 年 4 月 17 日）。 她给莎拉起了一个小名，“亲爱的费德里亚”（1756 年 10 月 17 日），费德里亚（"Fidelia" 的音译）指的是忠心的人。 她说，莎拉是“我最好的自己”（1756年5月8日）， “我心灵的姐妹”（1754 年 10 月 11 日）， “我永远亲爱的朋友”（1754 年 12 月 25 日）， “我心爱的朋友”（1755 年 4 月 19 日）。 在一封信中签名时，她写道：“你真心实意、深情款款的朋友”（1755 年 2 月 9 日），显然她们之间的感情十分深厚。
这一点与上述一点有关，但有些不同。现代读者有时会感到吃惊，那时同性之间的友情经常用恋人般炙热激动的语言来描述。我们担心其中可能包含同性恋倾向的暗示，因此现在几乎没有人会这样和朋友说话。但在清教徒时代的新英格兰，这种表达方式很常见，至少一直延续到 19 世纪末。这种语言不仅在女性朋友之间， 甚至男性朋友之间都很常见。 例如，以斯帖说她每次收到朋友来信时都会兴奋不已：“我至亲至爱的费德里亚呀， 再次听到你的消息让我情不自禁热泪盈眶……我迫不及待地拆开信封，就好像一个人拥抱着她灵魂中最珍贵的欢喜快乐一样”（1755 年 3 月 7 日）。
读完来信后，以斯帖心情依旧澎湃：“每一封信都让我更加敬仰你，爱慕你——你的字里行间流露出的真情——你绝对想象不到这些信会让我多么渴望见到你”（第 21 封信，1756 年 4 月 16 日）。
有时，以斯帖甚至怀疑她对莎拉的爱是否已经接近偶像崇拜，是否让她太贪恋世上之物：“就像你说的，我也认为，我太爱你、太喜欢你，但我对你的重视和珍惜永不会太过分，这点我肯定——试想一下，我的朋友，能有像我的费德里亚一样的朋友，这多么罕见——谁不会将这种友情看得比黄金、荣誉、一切世上之事都珍贵？……亲爱的朋友啊，我试着让自己不要那么依恋你和所有其他亲爱的朋友们，但现在看起来是白费功夫——我似乎比以往更加依恋友情……”（1755 年 6 月 4 日）。
除了上帝之外，以斯帖视友情为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之一。
以斯帖最看重的是基督徒友谊中的坦诚、无拘无束、完全透明：“我认为这是友情最最重要的部分，朋友之间应该坦诚相告，指出对方的缺点，对方若能够虚心接受，就说明她们友情之真挚。”（1754 年 11 月 1 日）
真正的朋友是知己，是倾听者，听到我们内心真实的声音，还依然爱我们：“我会珍惜你，正如你如此珍惜我，你我之间毫无隔阻，完全交托。”（1755 年 4 月 20 日）
之前我们提到了以斯帖担心自己把友谊当作偶像来崇拜，但她也认为基督教友情是一种真正神圣的喜乐：“除了与上帝交通之外，再没有什么比和朋友在一起更能滋润灵魂的了。” 她还写道：“除了私下的灵修之外，属灵谈话最能帮助我们信仰——真可惜，神的儿女居然如此轻忽了这份礼物。”（1755 年 4 月 20 日）
以斯帖·爱德华兹·伯尔的生命虽然短暂，但她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杰出的榜样，让我们看到圣洁的基督徒友情以及她对这份恩典的神学反思。这不由得让人展开遐想，如果儿子亚伦能够在这样一位母亲的陪伴下长大，以她为榜样，为她牧养，他的人生也许会不同。
译：变奏曲；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Aaron Burr's Mother: An Exemplary Example of Evangelical Friendsh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