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2019年，美洲长老会（PCA）第47次总会（the 47th General Assembly）大会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包括了福音联盟理事会成员布莱恩·柴培尔、凯文·德扬和提摩太·凯勒，他们的任务是编写一份关于现代性观的研究报告。该报告于2020年5月发表，并于2021年6月在推迟举行的第48次总会上宣读。报告全文有大量的脚注，同时还有委员会的视频讲解。在委员会的报告中，有一个章节讲到如何在现代拒绝圣经真理的文化背景下，用护教的方法来阐述和捍卫圣经中对同性恋、同性吸引和变性问题的教导。我们在此全文转载该部分内容（但不包含脚注）。
我们的文化是这样谈论性的：
这个关于性的现代道德叙事创造了一条勇敢的英雄与偏执的、压迫人的恶棍之间进行斗争的情节主线，而这样的叙事是为了引导人们追求一个快乐的结局。
然而，这个特殊的道德叙事建立在几个没有被证实的信念之上，他们只是假设了这些信念是正确的。它们以极具现代性的方式理解了自由、身份和历史。如果我们只是用一连串的道德要求来回答这个故事，无论多么符合圣经，基督徒都无法以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向世界讲述合乎圣经的性观。我们必须把基督教的性伦理放到一个反现代的叙事中，一个基于圣经伟大救赎故事的叙事中。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面对三个挑战。
挑战一：解决现代身份叙事——一种眼不能见的、关于身份和自由与权力之间关系的的深层信念。
现代性解放的叙事让很多人觉得很有说服力，因为它基于一种身份和自由之间联系的深层信念，通过文化机构这些信念被牢牢地灌输给我们，这种灌输已经持续了近三十年。
身份认同
对大多数人来说，基督信仰对婚姻的保护，以及对同性恋与变性的禁止毫无意义，因为他们相信性是表达身份的关键，而这种信念的背后是现代自我的概念。
在我们的文化中，性不再被看作是以敬畏神的态度创造和培育人类生命的一种方式。大多数人相信类似这样的观念：“如果你想用性生活来孕育新的人类生命，这是一种选择，也是你的选择，但这不是人们发生性行为的主要原因。相反，性是为了个人的满足和自我实现。”这种现代身份观通常被称为“表现型个人主义”——认为内心深处的情感和欲望必须被发现、必须得到解锁和表达，以成为一个真正的自我。现在，一个人从自己的欲望中找到身份，而在过去，一个人是从自己的职责以及与上帝、家庭和社区的关系中找到身份的。决定并执行你在性上面的欲望，这被认为是成为一个真实的人过程中的一个关键部分。
今天，没有人想要对这种对身份的看法进行争辩，它成了一种简单的、不容置疑的真理。诸如“忠于自己”和“活出真实的自己”这样的口号以无数的方式得到重复（无论是在书面上还是在口头上），并深深地进入人们心中。任何其他观点都被看作是心理上的压抑，因此是不健康的。
但这种“现代自我”极其脆弱，因为它只基于内在的感觉，所以每年甚至每个月都在不断变化。现代身份需要在不断变化、往往是矛盾的情感和欲望中寻找，以确定一个核心“自我”。而一旦你决定了你想成为谁，就完全取决于你是否能实现它，不管你的家庭和社区是否支持。因此，现代的自我是高度以表现为导向的，可能是一种压迫性的重担。另一个问题是，这种身份观需要一种“软性相对主义”（"soft relativism"）。我们的社会教导我们说：“只有我才能为自己决定对错”，尽管在下一刻，我们的文化就把一套非常明确的道德规范强加给大家。这是很矛盾的：一边支配着道德的绝对性，一边坚持认为我们现在已经从所有这些真理中解放出来。在所有这些方面，现代的自我和身份观都不稳定、又有问题，不管它们看起来多么有吸引力。
自由与权力
这种个人主义的身份观可以说至少是从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时期开始的，它的文化影响力一直在增长，现在又加上了后现代的自由和权力观。它认为，文化中的权力是通过“主导意识形态”（dominant discourses）——也就是用话语主张某个真理——来行使的，那些在文化中地位崇高的精英们创造了这种意识形态。我们所相信的一切好的、真实的、正确的和美丽的东西都是由特定文化的“话语系统 ”构建的。我们只有通过“破坏主导意识形态的稳定性”才能自由地创造自己。例如，如果我们希望将变性人纳入社会，那么达成这一目的的方向就不仅仅是对变性者个人表示怜悯。相反，我们必须解构性别二元论的概念。只有这样，变性人才能在社会中拥有平等的地位。
这种后现代的自由和权力观的问题与现代的身份观一样重要。它带来了一种自相矛盾的“硬相对主义”（"hard relativism"）。如果所有的社会系统都是通过话语权形成的权力链，那么所有的真理主张和道德判断其实都只是行使权力的方式，那为什么某群特定的权力拥有者就一定是“错误”或“不公正的”？除非你有一个并非来自文化建构的、客观的道德规范来判断它们，否则你怎么能确定哪些社会结构的权力关系是不公正的（或哪些不是）？如果没有上帝，这样一个超然的道德绝对从何而来？
这些关于身份和自由的当代观点在很多方面都是相互矛盾的。（关于身份的观点来自个人主义和弗洛伊德，关于权力的观点则来自马克思主义和尼采。） 然而，在过去的20年里，它们已经融合在一起，居于主导地位并且普遍存在，特别是在我们的流行媒体中。浪漫剧、情境剧、儿童动画片、迪斯尼和其他公司的儿童电影都在高举这些信念，并将它们塑造成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叙事（就是本文开头所说的那个）。生命的意义在于决定你是谁，并甩掉拒绝接受、拒绝包容你的压迫性社会枷锁。正是这样的故事要成为我们做出人生决定的指路明灯，并作为自由社会的共同价值。
可以说，基督徒无法为《圣经》中性伦理做出强有力论证的原因之一，是从很多方面而言，我们在传道和事奉的过程中，已经过多地适应或甚至采用了当代的身份和自由观点。有人指出，多年来，福音派青年事工的风气一直是高度情绪化的。重点不是圣经神学和教义，而是几乎完全强调基督如何建立我们的自尊和满足我们的情感需要。成功神学、没有成员制和纪律的教会和事工、满足消费主义导向的大教会……所有这些都在寻求适应表现型个人主义的文化，而没有挑战它。
结论
只要我们文化中的人继续持有这些关于身份和自由的观点，他们就无法认同基督徒性观念的合理性。因此，除非花时间和精力来揭示这些深处信念的深刻问题，否则任何对基督教性观念的护教都不可能有真正的影响。
简而言之，我们的基督教性观念护教学不能只谈性，而是必须在一个令人信服的、符合圣经的身份观框架中：在基督里的身份，以及门徒的身份，在对上帝的爱和服务中舍弃自我，以找到真正的自我（马太福音10:39）。这样，所有关于性的基督教教导才有意义。
挑战二：解构历史叙事——对第一次（基督教）“性革命”的无知。
正如我们在前文中看到的，性文化叙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历史叙事——它提供了一种“性的历史”，现在得到了广泛支持。它成了作为一层假设，框定了现代人对基督教性观念的反应。那些相信这一类性别历史叙述的人将无法认同基督教的观点。然而，我们从凯尔·哈珀（Kyle Harper）的《从羞耻到罪恶》（From Shame to Sin）这一开创性学术著作中得到了很大的帮助，可以揭穿流行的“性历史”其实是一个迷思（myth）。
历史还是迷思？
这种流行的性历史观是这样的：（a） 罗马世界是一个充分享有“多形态性自由”和“性多样性”的时代和地方；（b） 但基督教带着高度排他和限制的性伦理进来，通过立法强加于人。但在哈珀的著作中，他写道：“在过去的十年中，随着性别历史成为伟大的学术事业之一，‘基督教结束了异教徒身体自由’这种流行叙事被揭穿了，这种说法充其量只是一幅漫画。”为什么哈珀这样说呢？
我们都知道，在希腊-罗马世界，虽然妇女在结婚时必须是处女才受人尊敬，而且除了她们的配偶外不能与任何人发生性关系，但丈夫（以及其他男性）如果与仆人和奴隶、妓女、贫穷妇女乃至男孩发生性关系却没什么大不了的。男人们基本上可以强迫社会秩序中低于他们的任何人与自己发生关系，不过他们虽然可以与任何人发生关系，却不能与另一个有地位的男人的妻子发生关系。所以，这种放任的性观其实只是便宜了男人们。那么，为什么早于凯撒们成为虔诚的基督徒之前，数百万人会自愿接受基督徒信仰中更严格的性标准呢？教会为什么会得到迅速发展呢？这样一种限制人的准则怎么会在文化上胜出呢？
简短的答案是：虽然异教徒的行为准则更加放纵（至少对男人来说是这样），但基督徒提出的基本信念或对性的看法却更加积极、更加有人性。而实际的结果也更能保护妇女和儿童的利益。为什么会这样？
每种文化都有一种性道德，而这种道德的基础是关于性的信念。如果一种性行为符合该文化对性的目的（telos ），那么它就会得到社会的接受，如果不符合，则得不到接受。在罗马，性伦理是由双方的社会地位决定的，因此也是由权力决定的。性是为了个人的快乐和提高有社会地位之人的地位。性行为的正确或错误取决于它们是否使人与政体、社会秩序和等级保持正确的关系。那些拥有更多权力和社会荣誉的人——男人对女人，高社会地位的人对低社会地位的人——比那些权力小的人拥有更多的性自由。
第一次（基督教）性革命
然而，基督教带来了西方的第一次性革命。基督教改变了性的“基本逻辑”，使 “宇宙取代城市成为道德判断的框架”。在基督教的伦理框架下，判断性行为正确与否的标准是它们是否使人与宇宙、上帝的创造和救赎秩序保持正确关系。基督徒的性行为必须以上帝对我们的拯救之爱为模式。由于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把自己交给了我们，而我们也把自己完全交给了祂，所以性行为只能在持守终身的婚姻之约中进行。因为与基督的联合填上了上帝与人类之间的鸿沟，所以性行为也应在两个不同性别结合的婚姻中进行。（见下文挑战3）在与文化的革命性决裂中，基督徒坚持认为性行为的正确与否不是由社会地位和权力决定的，而是由盟约之爱和性别差异决定。
这就带来了一个所有人都能看到的直接、具体的结果。通过打破性与社会秩序的关联，基督教保护了弱势群体免受剥削。没有一个男人可以在不放弃自己的独立性并将自己的整个生命交付给对方的情况下要求与一个女人做爱，没有人可以强制与仆人或奴隶做爱。弱势群体——妇女、奴隶和儿童——通过坚持只在安全的婚姻盟约中发生性行为而得到了保护。但除了这些实际结果之外，基督教关于性的“基本逻辑”走得更远、更高。它重新构建了性不再是一种我们几乎无法控制的“食欲”，而是一种快乐的、甚至是神圣的表达，反映了上帝拯救世界的方式。
第二次（现代）性革命
基督教带来的性革命与第二次现代“性革命”有什么关系呢？
首先，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我们文化中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包括对性的肯定与双方同意的必要性——都来自基督教。现代人强调肉体和性的美好，以及强调同意和相互性（林前7:1-4），对男女没有双重标准，是基督教给现代世界的礼物。事实上，保罗说“丈夫的身体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妻子，正如妻子的身体属于丈夫一样”，在那个父权制文化中是一个激进的、前所未有的宣言。哈珀写道：
基督教之前罗马社会的性道德假设，如随意对待无权之人的身体，（对我们今天来说）似乎是难以理解的，正是因为基督教性革命如此彻底地扫除了那个旧秩序。
哈珀指的是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表明，现代世俗社会激烈地相信每个人的平等权利和尊严，实际上是借用了一种关于人类尊严的信念，这种信念最初是从《圣经》中发展出来的，是从基督教社会中发展出来的。
其次，我们应该认识到，现代的性解放运动在很多方面是在倒退，是在向罗马的基本逻辑倒退。现代文化打破了性和上帝之间的联系，并将性重新与社会秩序联系在一起。因此，性再次脱离了婚姻中终身承诺的要求，性爱再次成为关乎自我实现而不是自我牺牲的问题。正如哈珀所指出的，现代性革命保留了基督教给世界的一些礼物：双方同意、性的美好。因此，虽然不像以前的异教文化那样残酷（由于剩余的基督教元素），今天的性文化仍然是非人化和物化的。有大量的研究和证据表明，这其实令人们更加孤独，性不仅与婚姻脱离，甚至通过庞大而精细的色情帝国与个人关系脱离。在古罗马，通常有一方（拥有权力的一方）将另一方作为满足他身体需求的对象，而今天双方往往都在利用对方，把对方当作满足自己需求的对象，只要这些需求得到满足，就可以和对方发生关系。
现代文化希望保留基督教性伦理的某些部分，但撇弃其他部分，这就造成了巨大的紧张。
同意是必须的，但这种同意应当是因为盟约，而不是酒吧勾搭，否则很容易把对方（往往是女性）当作泄欲的对象。早期的基督徒面临着和我们一样的指控——基督教性伦理是扼杀人性的、不让人快乐的、消极的、压抑的和不现实的。他们也知道，虽然从短期来看，性自控有其困难之处，但从长远来看基督教性伦理更有成就感，也更保护人性。在我们的时代，我们也必须找到方法，自信地谈论基督教关于性的革命性好消息。
挑战三：将教会关于性的教导植根于其完整的神学中，而不是简单地宣称其道德判断。
我们可以用非常低成本和简单的方式宣告基督教的性伦理：性行为只应发生在结了婚的一男一女之间。但今天大多数年轻人会问：“为什么？ 为什么婚外性行为（或同性性行为）是错误的？”
基督教神学回答说，性是上帝形象的一部分——它必须彰显上帝，特别是祂的救赎之爱。性不是为了增强自己的地位，而是在爱中相互放弃地位，就像基督为我们做的那样。对于“为什么性行为必须在异性婚姻中进行？”这个问题，基督徒的回答让我们得以进入福音核心。因此，我们不应该在提出性伦理的时候忽视圣经中关于上帝、创造和救赎的教义。保罗就是以这种方式论证的：在提醒我们，我们通过圣灵与基督结合（“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之后，他立即说：“你们要逃避淫行。”（林前6:17-18）为什么婚外性行为是错误的？请注意，保罗并不只是说：“这是错误的，因为神的话语这样说，”尽管他当然可以这样说。相反，他写道：“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林前6:18-19）
所以，他是在说，不道德的性行为因为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所以是错误的，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是我们在性上面联合的模式。
那么，性是为了什么？它是指向上帝设计的救赎之爱的路标；它是一种手段，可以在水平层面上、在两个人之间体验到一种爱的模式，这让我们得以在垂直层面上知道基督。让我们把这一点讲的更清楚。
第一，由于与基督的联合是一种排他的、立约的、委身的爱的关系，所以性的亲密关系只能在婚姻的盟约中体验。
由于不与神立约就没有与神的亲密关系，所以不与你的配偶建立排他性的、永久的、立约的关系就一定没有性的亲密关系。现代文化把所有的性关系都变成了消费主义的、交易的关系。消费关系是关于相互的自我实现，个人的需求是不可商量的、比关系更重要的东西，而关系是暂时的，用来满足自己并且可以终止。然而，盟约是基于相互的彼此委身，是把对方的需要和关系放在你自己的面前。在婚姻中，夫妻双方放弃了他们的独立，转而相互依赖。他们把自己的全部交给对方——包括在情感上、身体上、法律上和经济上。我们决不能像现代社会那样“分裂自我”——性伴侣把身体交给对方，却不把自己的其他部分交给对方。对现代人来说，“婚外无性”的规则听起来是在否定性，但其实情况恰恰相反。它是一种把性从单纯的消费品提升为在两个人之间建立最深层次共同体的方式，也是在敬畏和效法为我们完全奉献自己的那一位，这样我们就可以获得自由，并将自己完全奉献给祂。
第二，由于与基督的结合是高度不同的存在（上帝和人类）之间的关系，所以性的亲密关系只能在跨越性别这一深刻差异的结合中得到体验。
以弗所书5:31-32从基督论的角度解释了创世记2:24。保罗说，当上帝创造婚姻关系时，祂是要给我们一个奥秘，一个指向基督的爱和基督与我们联合的标志。只有在双方明显不同的情况下，男女关系才能作为基督与教会结合的类比。
我们在基督里与基督联合的奇妙之处在于，人类与神性——原本因罪而彼此相隔——现在联合在了一起，首先是在基督本人身上，然后是我们通过圣灵与祂联合。婚姻的伟大成就之一是两性——同样因为罪而彼此远离（创3:16-17）——在爱的结合中走到一起。在现代人听来，“婚姻仅限一男一女”的规则听起来很狭隘，但情况恰恰相反。同性结合并不尊重性关系中这种丰富的视角和多样性的需要。我们在许多其他文化领域庆祝多样性，但我们却贬低了多样性中的终极联合——异性婚姻，这是晚近现代主义的一个巨大讽刺。男性和女性都有另一性别所没有的、无法复制的优点和荣耀、视角和力量。正如你不可能有一个完全由男性或女性组成的社会或教会，你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婚姻。
第三，正如与基督的结合给世界带来了新的生命，所以上帝只把创造人类新生命的能力和滋养这种生命的最佳资源赐给了男女之间的婚姻。
在创世记第1章中，上帝对包含了男性和女性的人类（第27节）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第28节）只有在这种男女结合的情况下，上帝才赋予了人类产生新生命的能力。在婚姻中，男性和女性形成了一个具有生命力的深度共同体。如果婚姻给世界带来了新的生命，那么，父亲和母亲的存在使孩子们与人类两个性别的任何一半都有深刻、长期的关系，并能接触到人类的全部力量和能力。同样，这也符合我们与基督结合的模式。正如男性和女性的结合产生“子宫的果实/奖赏”（诗篇127:3）一样，基督与祂子民的结合也产生了在基督里新生命的果实：通过归信（约翰福音15:16；罗马书1:13；西1:6，10）和成圣越来越像基督的人（加5:22-23）。
总结
概括地说：性是（a）为了自我奉献，只有在有终身婚姻之约的情况下才是完整的；（b）为了跨越男性和女性之间的障碍，弥合差异；（c）为了创造和培育生命。这些神学目的解释了婚姻伦理学——为什么性亲密关系只能在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婚姻中得到体验。
基督教婚姻观的基本原理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为基督教的性观念护教呢？首先，在将性的三个目的建立在圣经神学的基础上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将它们与现有的文化叙事联系起来，以便既批判它们，又在它们的基础上发展。因此，我们可以对世界说，基督教对性亲密关系的理解是：
第一，我们同意。
基督徒相信，性亲密关系不是为那些只是想要搞一夜情的人准备的，而是为那些通过婚姻给予对方永久的、一生的同意的人准备的。即便在婚姻内部，性行为也必须基于双方的同意（林前7:1-4）。我们相信，这样做反映了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只有通过排他的、专一的、爱的盟约。
第二，性别多元。
基督徒相信上帝将不同的能力、观点和其他恩赐分配给两个性别。我们不相信男人可以复制女人拥有的所有礼物，也不相信女人可以复制男人拥有的东西。我们认为同性之间的婚姻不能实践我们希望在生活的其他领域看到的性别多样性。但我们相信，男女的结合反映了上帝和人类通过基督的结合。
第三，共同生活。
基督徒理解因着上帝的旨意，即男性和女性的性结合能够产生新的人类生命这一生物学现实，只将婚姻制度赋予男女之间的结合是正确的。这种关系不仅能产生新的人类生命，而且通过母亲和父亲的存在，使成长中的孩子充分接触到我们不同性别的人性。
第一，旧世界中的性是残酷的。
希腊-罗马社会是所有西方文化的历史先驱。在古代世界，性的标准是非常放任的。性被视为仅仅是一种提高个人快感和满足当权者的方式，因此，只要不破坏当时的社会秩序，任何性行为都是允许的：男人对女人，主人对奴隶，富人对穷人。虽然妻子不能与他人发生性关系，但她们的丈夫却可以与大多数他们想要的人发生性关系，这就导致了许多残暴的行为。
第二，一个新的个人身份。
基督教带着恩典的信息来到这个世界：通过上帝之子耶稣为我们死而复活，我们就有机会在爱的关系中与上帝相交，这是白白的恩典。这种因恩典而得救——而不是因善行、道德、受人尊敬或血统而得救——的信息具有社会层面的影响。在社会上有地位的基督徒与社会上的边缘群体、道德上的失败者站在完全相同的位置上，都是需要恩典的罪人（参见约翰福音3和4）。
第三，一种新的社会伦理。
这种新的个人身份是独一无二的。基督徒的身份不是基于表现，也不是基于家庭或社会对自己的评价。让文化来定义信徒人格的权力被打破了，这也意味着基督徒在基督里都是平等的，都是需要恩典的罪人，都因着爱和公义被接纳为上帝的爱子。这种新的身份有许多实际影响。基督教团体是第一个多民族的宗教团体，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将富人和穷人聚在一起。基督教社区内的关系是建立在自我奉献和牺牲的爱之上，而不是建立在阶级和地位之上。
第四，对性行为的新看法。
但这种新的身份和社会伦理的最突出的应用之一是在性关系方面。基督徒呼吁性爱不是（像罗马社会那样）建立在权力之上，而是建立在爱之上，不是被文化所俘虏，而要被基督所俘虏，因为祂为我们献出了自己，使我们与祂建立了专一的盟约关系。性爱必须反映出上帝的拯救之爱，这意味着性爱是由两个原则决定的。第一，委身的原则。正如救赎和与上帝的亲密关系只有在与上帝之间忠心、排他和终生的盟约关系中才能得到，性的亲密关系也只能在婚姻中体验。第二，性别多样性的原则。正如救赎在上帝和人类之间创造了一种结合——一种跨越深刻差异的联合，婚姻也将不同的人（男性和女性）聚集在一起。正如每个性别都有一些另一性别无法复制的荣耀和能力，所以婚姻中只在男女之间，这结合了人类的全部优点和能力。
第五，西方社会过去的失败。
当在整个国家本意为执行基督教性标准的法律与基督的爱和恩典这一崇高愿景脱节时，一种“性否定”确实在增长，因此在历史上，曾经有一些时候所有的性都被视为可耻。此外，当基督教的性道德规范被一个主要挂名的基督徒群体所持有时（他们没有敏锐地意识到自己也是被纯粹的恩典所拯救的罪人），这些道德规范往往得到非常严苛的执行，例如怀孕的少女或同性恋青年可能被残忍地对待。而社会的领导者往往不仅自己违反他们所宣称的道德，还利用他们的权力以罗马的方式胁迫大家都遵从，这让没有权力的人感到被排斥和压迫。
第六，现代性革命。
现代性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上述历史上的严酷制度的反应。然而，有很大的证据表明，这场革命在很多方面都是失败的。虽然当代人保持了性生活要彼此同意的想法（这个想法来自基督教），但他们已经将性与整个生命的承诺割裂开来。这意味着我们已经“倒退”到古代世界——在那里，性是为了自我实现，而不是为了爱的自我委身。性变成了交易、是一种消费品，双方只有在满足了自己的需求后才会交换好处。其结果是，大量的人有性行为，但感到被利用（并因此放弃了性亲密关系，以获得数字刺激或其他形式的、社会认可的满足和吸引）；大量的人感到没有必要结婚和生孩子；大量的人感到孤独和疏离，因为生活在家庭中的人数急剧下降。这些趋势对贫穷的社区尤其具有破坏性，因此，可以说，现代性道德对那些权力和受社会保护最少的人来说反而带来艰难。
第七，基督教的性观念是反文化的。
基督徒仍然相信，性必须植根于上帝拯救之爱的大故事中。我们的文化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发现我们最深的欲望，然后表达出来，以便成为真实的自我。但现实是，我们的内心有相互矛盾的冲动。我们需要一些外部标准来帮助我们确定哪些欲望和本能应该得到培养，哪些不应该。古代人和现代人都让他们的文化设定标准。基督教说：不要让所在的环境或文化控制你、给你估价。要让上帝的话语给你道德网格来了解你的心，并让上帝的爱和恩典，通过耶稣基督，给你最深的确认和身份。
我们相信，上帝的爱和性之间的这种联系，通过圣经中的婚姻模式体现出来，是人类生活和繁荣的最佳方式。
译：DeepL；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Apologetic Approaches to Biblical Sexual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