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曾经说过，当一个人知道他将面临绞刑架时，“他的思想就会非常集中”。这样的思想集中在大选的最后几天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今年的大选尤其如此。竞选活动现在进入了最后的战略阶段，候选人也在做着一切他们可以做的结束性宣传。虽然今年很特别，但到本文发表为止（10月28日），已经有超过七千万美国人进行了投票。

现在，美国人已经太熟悉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J. Trump）总统和前副总统乔·拜登（Joe Biden）了。唐纳德·特朗普通过数十年的超常自我宣传和商业吹嘘，还有现在在白宫近四年的动荡岁月而广为人知，乔·拜登则是通过四十多年的公职工作而建立了声誉。拜登曾在1988年和2008年两次竞选总统，2016年想得到民主党的提名，但当时缺乏足够的支持。现在他回来了，如果拜登当选，他将成为美国有史以来当选总统年龄最大的一位。不过两位候选人的年龄都超过了70岁。这就使得副总统的位置更加重要。如果让我决定的是到底选彭斯（Mike Pence）还是贺锦丽（Kamala Harris）作未来的总统，我想我就不需要那么犹豫了。

我们知道特朗普和拜登是谁，也熟知他们的行为方式、自我介绍的方式，以及他们政策的实质。投票的决定现在摆在我们面前，对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可能这决定已经做好了。不过，基督徒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这一切呢？

我将试着总结一下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尽量使我的思想和行为与我自己的基督信仰和世界观相一致。

首先是品格的问题。在大约半个世纪以来对政治的参与中，我都不得不在这个问题上纠结。就特朗普而言，现实情况是，他在许多最关键的品格和道德问题上都存在着可悲的缺陷。他吹嘘过自己的许多恶习、写书宣传这些恶习，并肆无忌惮地使用中央集权（body politic）的权力。他似乎被一种自恋的冲动所驱使，这种冲动几乎浪费了每一个在公众面前展示道德和美德的机会。他曾与三个女人结过婚，还曾吹嘘过不忠。他分裂、傲慢、尖酸刻薄，有时说话还很残忍。

拜登在气质上一般比较冷静，和特朗普一样，他也被美国人所熟知。拜登是一个精英型职业政治家。他能在政治斗兽场上撑到现在，靠的是在体制内、包括在民主党担任参议员和副总统多年的经验。他的原则一直是……灵活多变的……但他一直尽职尽责地为他的党服务。很明显，他支持国家进一步走向自由主义，甚至有的时候是精心策划地推动这个议程。作为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他在最高法院的确认听证会上亲自见证了罗伯特·博克法官（Judge Robert Bork）带来的破坏。当媒体发现他把别人的故事说成自己的故事时，他不得不退出1988年的民主党提名竞选。他似乎屡屡难以说出真相，他一边自称是温和派，一边向自己党内正在崛起的左派投降。更重要的是，他是许多威胁到我们国家道德生存的最可恶政策的热情拥护者。

如果我要选一个邻居，毫无疑问那一定是拜登。拜登会随时准备好和朋友们一起吃汉堡，他也会随时准备用一个好故事来娱乐大伙——不管这故事是否真实，至少当时拜登认为它们是真的。我不会选择特朗普做邻居，我只是不喜欢他带来的骚乱，我喜欢安静的邻居。

但我不是在投票选谁做我的邻居，我是在投票选谁做美国总统。

我是个基督徒，我接受浸信会的信条，我也是一个基督教神学家，几十年来一直在研究公共政策、政治理论、历史和文化分析等问题。我坚定地站在奥古斯丁派传统的立场上，因此我认为政治和文化对人类和我们所建立的社会具有暂时但却非常现实的意义。我相信，人的尊严和人权是建立在上帝的超越性真理之上的，上帝是一切存在和真理的源头。我坚持耶稣基督的福音和救赎恩典的真理，但我也为普遍恩典感恩，普遍恩典的意思就是全人类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要对造物主在其创造中所蕴含的普遍真理负责，这普遍真理包括包括婚姻、家庭、社区、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原则。我相信，否认这些普遍真理必然带来对文明的破坏。

我相信，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所有的政治都是善与恶的混合体，所有的政治利益都是局部的。如果有任何完美的政党或候选人，他们往往悲剧性地成为人类美善的敌人。作为一个基督徒，我相信爱是政治的动力，但我理解圣经所启示的爱必然表现在具体的行动中，并以道德效果来衡量。换句话说，爱不仅仅是一种心情或情绪。爱会导致具有良好道德后果的政策，但不一定是赢得世人掌声的行动。

因此，我也是一个西方传统中的古典保守主义者。我坚定地站在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传统里，肯定政府真实但有限的责任、肯定法治的重要性、肯定古典对自由的捍卫、肯定自由结社的极大重要性，也肯定人类政府与人类本质必须保持一致。

从我成年后开始参加美国党派政治以来，我一直公开认同共和党。1976年，我作为少年志愿者参加了罗纳德·里根的总统竞选活动，到了投票年龄后，1980年我的第一张票就投给了里根。在那一年，全国在重大道德问题上的分歧——尤其是堕胎问题——在两大政党的政策上表现得非常明显。民主党成为捍卫堕胎权的党，共和党成为反对堕胎权的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分化更加剧烈。到2016年，民主党已经放下了对无条件堕胎权所有层面上的反对，并要求和胁迫纳税人为堕胎付费。共和党把堕胎定义为杀害未出生的人，并肯定人类生命的神圣性。我曾在政策和立法目标上与共和党政府密切合作，我并不总是对他们满意，但我从不怀疑哪个党会捍卫未出生的生命、哪个党会拥护死亡文化。

2016年，我没有投票给唐纳德·特朗普。我非常厌恶他的品格，也没法把他看成一个保守派。于是，我的票没有投给任何一个主要政党的候选人。我投的实际上是一个象征票。我曾经希望希拉里·克林顿不会当选总统，但那时候看起来这几乎是确定的。现在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在莫妮卡·莱温斯基事件发生后，我曾多次在全国电视上大声主张比尔·克林顿总统应当辞职。我也因此觉得我不能虚伪地投票给特朗普，我当时甚至说，如果我投票给特朗普，我就得向克林顿道歉。

好吧，我在今年——2020年——的确投票给特朗普了，我没打算向比尔·克林顿道歉。我确实要道歉，但我的道歉是为我发表了一个经不起时间考验的愚蠢声明。我不打算向比尔·克林顿道歉，他在任期间因严重的性不道德行为而亵渎了总统职位，他仍然是有罪的。我仍然相信品格对于公职的必要性，但我不得不更深入地思考在历史背景下如何评价品格。

当2016年谈到特朗普时，我注意到他对于反堕胎的承诺，特别是他提到从联邦法院到最高法院的推进。作为一个保守派基督徒，在反堕胎问题上我经历了几十年的挫折和心碎，因为我们国家的最高法院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超级立法机构，发明了一种“权利”，并牺牲了人类尊严和有序的自由。但我怀疑特朗普是否有意履行他的承诺。我错了！正如我在刚刚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纽约客》说的那样，“他真的做到了他说过的事情。”我还说，“这是最奇怪的事情。”

这是最奇怪的事情。过去支持堕胎的一个候选人变成了反堕胎的人。我没有办法读懂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的内心究竟如何，但我可以很容易地评价他的行动。就总统行动而言，特朗普是现代最有效、最有影响的持反堕胎主张总统。此外，在行政命令和法院任命方面，特朗普总统所做的已经远远超出了为确保其地位而做的政治需要。他已经在历史上站稳了脚跟，并且没有迁就前任或他人的声音，比其他任何一位总统给予反堕胎立场的美国人还要多。今年4月，我在公开场合说了自2017年1月以来我的评论和行动中所隐含的内容——我会在2020年投票给特朗普。而且我已经这样做了。我衷心希望特朗普——而不是拜登——能在11月3日当选美国总统。

想想看，拜登-贺锦丽政府将是美国历史上最支持堕胎的政治力量，无论从任何诚实的角度来看，都是如此。拜登曾经吹嘘了几十年说会支持海德修正案（Hyde Amendment），但在今年早些时候，当需要获得提名时，他匆忙放弃了海德修正案。这很难说是勇气的写照。几十年来，拜登一直试图效仿马里奥·库莫（Mario Cuomo）、泰德·肯尼迪（Ted Kennedy）和其他民主党中的天主教人士，声称自己个人反对堕胎，但不愿在全国范围内“执行”自己的观点。这本身就是可悲的回避。但现在听听主要的民主党人的意见，你会发现几乎没有一个人会把堕胎——也就是对未出生的生命进行战略性破坏——说成是道德上的罪恶。民主党现在是如此支持堕胎（是的，这是正确的术语），以至于它已经宣布反对任何对堕胎的限制，并要求纳税人为堕胎提供资金。在民主党州长的领导下，纽约和伊利诺伊等州已经通过了新的堕胎立法，实际上允许堕胎，在孩子出生前都可以。那些否认这一现实的人是不诚实的。主流媒体为民主党打掩护，在“事实核查”栏目中声称，民主党不支持孩子出生前的堕胎，但很容易确认的事实是，民主党反对任何对堕胎的限制，出生前都可以堕胎。该党主张在诊断为唐氏综合症的情况下不受限制地进行堕胎，或出于性别选择的原因，或出于任何其他原因，或根本不需要说明任何原因。民主党与计划生育机构（Planned Parenthood）成了合作伙伴，而计划生育机构不仅是全国最大的堕胎服务机构，也是“死亡文化”的发动机，它毫不掩饰地主张对未出生的婴儿进行特定器官和组织的切除。

这比其他任何问题都让我心痛。我同意，还有许多其他问题在挑战基督徒良心，例如经济政策、外交事务、能源和地球的管理问题。种族不公的灼痛和我们社会结构的瓦解都需要基督徒的回应和紧迫性。基督徒也必须关注移民政策和难民问题——这些问题不可能通过简单地发声和推特文化来解决。

但是，人的尊严和生命的神圣性是更基本的真理，我相信，如果人的尊严在子宫里就被剥夺，那么捍卫所有人的尊严就没有希望。在智识和思想上负责任就是要认识到我们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但同样的智识责任要求我们知道哪些问题是先于其他问题的，人的尊严和人权的整个上层架构取决于哪些真理。

我很想把个人品格和政治政策分开，好像它们可以干净地区分开来。但品格就是政策，政策就是品格。

让我尽可能说得清楚一点。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的行为、他的分裂性言论和总统职责以外的行为都让我感到尴尬。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他的傲慢、自负以及不断需要人们向他表示尊崇的行为让我心烦意乱。但性格是个人、原则性和实用性的一些奇怪组合。让我换一种说法：我不能接受这样的论点，即一个肯定肢解子宫内婴儿同时又冷静的人，比一个像成吉思汗一样咆哮却又采取行动保护生命的人，具有更高的品格。在我的理想世界里，我会把票投给那些个人品格高尚、原则符合圣经和实践上又有效的候选人，这样的人会让我钦佩。我不是生活在那个理想世界里，我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必须采取相应的行动。

在保护自由方面，宗教自由是所有自由的根本。特朗普总统纠正了许多由前几届政府的政策规定对宗教自由造成的侵害。他把宗教自由作为美国在国内和国外的优先事项。在他的政府下，司法部和司法部长捍卫了宗教自由。特朗普总统甚至将良心保护的范围扩大到那些非宗教世界观的人。

另一方面，拜登已经表示，他将立即把奥巴马政府的避孕任务重新实施，取消特朗普总统建立的宗教自由保护。贫困小姐妹机构（The Little Sisters of the Poor）会发现自己又一次被置于枪口之下，她们的良心权利被剥夺。但他们不会孤单。民主党也谴责其他形式的良心保护，将剥夺基督教蛋糕师、婚礼摄影师和药剂师的宗教自由。许多医疗领域的基督徒将面临与堕胎有关的良心保护的减少或取消。这些都不是空穴来风的威胁。民主党的立法机构急于推动这些议程。拜登先生已明确表示，他将任命遵循该党正统思想的法官。

此外，在另一个令人震惊的懦弱行为中，这位前副总统拒绝回答他是否会支持扩大最高法院以允许任命更多自由派法官的呼吁。他居然说出了我不记得任何一位总统候选人曾大声说过的话——他要在选举之后才会回答这个问题。他最终表示，他将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考虑这些方案。同样，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知道他在说什么。他最终会主张扩大法院的规模。毕竟，他所在的党派左翼，明显处于上升期，将控制辩论和结果。

宗教自由争议的主要战线很可能与同性恋（LGBTQ）问题有关，而拜登和贺锦丽都渴望在各条战线上推进性革命。拜登曾是奥巴马总统时期的副总统，其副总检察长唐纳德·韦里利（Donald Verrilli）在被问及基督教大学是否会因同性婚姻合法化而被迫放弃其基督教信念时，当时竟然告诉美国最高法院，“这将是一个问题”。在对拜登政府而言，他们可能指望它很快成为“一个问题”。

在变性人革命等将重塑整个社会的问题上，拜登在最近的一次市政厅亮相时，竟然表示会支持变性人的要求，一直支持到8岁和10岁儿童的变性。“应该是零歧视”，拜登说。请记住，在这种情况下，“零歧视”意味着整个社会都要被强制服从变性人的诉求。这意味着你的基督教学院、收养机构、宣教委员会或学校都要接受变性人的说法。民主党政府将在整个社会中蒸煮这些问题，不放过任何一个舞台。只要听他们描述他们的政策，然后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作为参议员，贺锦丽曾责备过的一位被提名人曾是哥伦布骑士团的成员，哥伦布骑士团是一个古老的天主教男子组织。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男性组织，其成员限于男性是不足为奇的（罗马天主教神职也是如此）。在贺锦丽参议员的世界里，这就是可耻的歧视。如果作为最著名的天主教男子组织的一员，现在被剥夺了担任联邦职务的资格，那么宗教自由就毫无意义。作为一个男孩，我曾经加入过皇家大使组织（Royal Ambassadors），这是一个浸信会的男生团体。如果哥伦布骑士团是一个丑恶的组织，那么皇家大使也必然成了一个丑恶的组织。

福音派基督徒几乎肯定会以压倒性的数字投票支持特朗普总统的连任。对于任何在过去40年美国生活中清醒的人来说，这并不奇怪。自1980年以来，这种模式一直非常一致。福音派基督徒以大比例投票给共和党。每隔四年，主流媒体就会声称对这种模式感到震惊，结果发现这种模式与四年前所谓的震惊相同。基本的党派分歧揭示了更基本的世界观分歧，而且这种模式没有改变的迹象，没有人应该对此感到震惊。大多数福音派基督徒继续以一种可预测的模式进行投票，这揭示了福音派的担忧。

每隔一个周期左右，就会有一个自称福音派的团体组成类似“福音派支持拜登”的组织，媒体蜂拥而至，暗示这是一个大新闻。今年，有一个团体自称“支持拜登的反堕胎福音派”，声称要在推进反堕胎事业的同时，还为如此规模的主张堕胎立法背书，我无法理解这种疯狂的行为。但看看组织者就会发现，很多主要人物对这种模式并不完全陌生。其实有一个人在1972年就成立过“支持麦戈文的福音派”（"Evangelicals for McGovern"），我是说真的。

我很快就对那些现在一边支持拜登，一边声称要拯救反堕胎或保守运动的人失去了尊重。作为一个古典保守主义者，我不相信保守的政策、保守的原则能够脱离保守的美德而独立存在。但我看到一些自称是保守派的人错误地认为民主党候选人更有美德，不承认拜登当选将导致美国基督徒的良心和宗教自由受到直接威胁。华盛顿智囊团在大多数情况下，无论政治风向如何，都会想方设法与之相处，顺其自然。它总是这样。

会有一些福音派基督徒良心上无法投票给特朗普，我理解他们的困境。不投特朗普的票，虽然本身也是一个政治决定，但与拜登的票是不一样的。后者超出了我的道德想象。

我也认识到，我认识的基督里的弟兄姐妹对此有不同的看法。美国绝大多数黑人选民定期和可预见地投票给民主党，自1960年以来一直如此。就像白人福音派的投票模式一样，这并不奇怪。两者都如此，这是有长期的历史原因的。对于我的黑人兄弟姐妹，我为我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提出了我最好的理由。他们也有权利这样做。我们每个人都有投票权。我们双方都要为这一票向上帝负责。我们会恳切地寻求说服对方。我们最后很可能会投不同的票。我们仍然是基督里的弟兄姐妹。

这对一个地方教会或宗派意味着什么？我很感谢自己是一名美南浸信会成员，也非常感谢美南浸信会基督徒们近四十年来明确而勇敢地为未出生的孩子说话，也同样明确而勇敢地谈论婚姻、性行为和性别问题。美南浸信会的立场是明确的，我相信绝大多数美南浸信会基督徒将根据这些信念进行投票。这种模式已经存在了几十年。

但基督徒的团契是建立在共同的理念和对基督的共同信仰之上的。在我的宗派中，这意味着对福音的共同热情，对教会间合作事工的共同承诺，以及对婚姻、人类生命神圣性、人类男女角色，以及一次交付给圣徒的真道所具有的共同信心。

据我所知，没有一个教会或宗派会因为投票选择而实行教会纪律或惩戒，构成教会纪律或惩戒的理由必定是信仰本身。在这次选举的背后，我们这些有着同样信念的弟兄姊妹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共同打造一条前进的道路。如果政治成为主要的议题，教会就会沦为一个政党。政治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的地平线，但如果它主导了地平线，基督徒的团契就会受到破坏。

在这个大选期间，政治似乎主导了每一个地平线。鉴于这次大选的不确定性，这样的压力会持续下去。我们希望，很快我们就会知道我们所面临的现实。基督教会不能保持着持续的政治狂热。在一次次的选举中，我们辩论、我们组织、我们倡导、我们投票、我们祷告，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但我感谢神，基督的国度不是靠投票来决定的。

我真的相信，这次总统大选，由于参议院的控制权也明显地处于危险之中，很可能有革命性影响。赌注只会越来越高。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之间的差异将塑造一代人，对我们国家的未来有非常大的影响。我的信念使我在这次选举中得出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我希望并投票支持特朗普和共和党的连任，并希望共和党继续在美国参议院占多数。我这样做正是因为我的信念。我有责任把这些信念和理由说清楚。愿上帝祝福美利坚合众国，愿这个国家能给世界各国带去祝福。

译：DeepL；校：JFX。原文刊载于作者博客：Christians, Conscience, and the Looming 2020 El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