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早些时候,一个温暖的周日上午,我和两个女儿一起步行去教会。当我们穿过社区附近的主干道,沿着小街向我们的教堂建筑走去时,我看到一位老人向我们快步走来,打着结的肮脏胡子和破布一般的法兰绒衬衫随着他的脚步晃动。“今天你们愿意帮助一个退伍老兵吗?”他这样向我们叫喊道。
我很想告诉你一个充满戏剧性转变的故事。在那个版本的故事里,我会向这位先生招手、邀请他和我们一起去礼拜。然后我又在礼拜结束后带他去见我们的执事,以确保他的即时需要得到满足。随后,我们还帮助他联系上当地的慈善机构,好为他提供住房和戒毒辅导。最后,他因为第一次拜访就受到如此有帮助的爱心欢迎而继续参加我们教会聚会,最后成为基督徒。
不过,真相绝非如此。真相是这样的,我一听到那个人的呼唤,我就低下头与人行道进行眼神交流,并急忙迈步上坡去教会。在内心里,我和自己进行了一场流水般的对话,以说服自己认同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考虑到退伍军人无家可归和心理健康问题的复杂性,我没有能力提供正确的帮助;我还要考虑女儿们的安全;我们站在一条没有人行道的繁忙街道拐角处;在疫情期间我们真不应该和陌生人走得太近。
我的这些借口如果打字印出来的话,估计可以印成一卷书。当我坐在我们附近小教会的后排座位上时,我所能想到的就是:我其实就是耶稣所讲的好撒玛利亚人比喻中的利未人:“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路加福音10:32)。神让我目睹了一个爱邻居的机会,但我却匆匆忙忙地去履行宗教职责。
我猜想这个故事能引起许多美国基督徒的共鸣。当面对贫穷的巨大不平等时(它有许多相互交织的原因),我们挣扎着不知道该怎么做。于是,我们视而不见,继续生活。
我最近看到了这种文化带来的一些结果。在过去这一年里,我们一度见证了美国自大萧条以来最高的失业率,我曾写过一篇关于教会迫切需要为穷人摆上奉献的文章(赛58:10)。作为查姆士中心(Chalmers Center)的同工,我经常与牧师和教会领袖交流,在他们想要帮助那些物质贫困中之人时,帮助他们找到不给人带去伤害的帮助方式。今年,我有许多对话,内容是这样的:“经济崩溃后,我们收到了很多给我们慈惠基金的捐款,但我们教会没有人申请任何帮助。我们应该怎么处理这些钱?”
我的回答——当然是在一个更长的关于事工策略的对话中——是问:“如果你看到你的教会几乎没有失业或经济上的需要,而你的社区里有10%到15%的人没有工作,这是为什么?”
西方的福音派教会是否已经成为利未人的聚会?我们都走到了街道的另一边,几乎与贫苦人的挣扎隔绝了?如果我们能更多地了解物质贫困的日常现实,我们就会更有准备地为经济发展提供怜悯和长期的关系和方法。但事实与之相反,我们往往带着困惑和恐惧回应,在面对圣经明确的爱穷人这一要求时,我们却在原地打转。
查姆士中心的创始人兼主席布莱恩·费克特(Brian Fikkert,《当帮助伤害人时》的合著者之一)经常开玩笑说,在查姆士中心通过以教会为中心的储蓄和小额贷款借着西非一些世界上最贫穷的教会帮助了十万多人的同时,我们只帮助了我们的家乡田纳西州查塔努加市(Chattanooga, Tennessee)的相对少数人。
费克特解释说,“不同的是,在查塔努加,大部分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成员组成的教会希望帮助社区中物质上的穷人。而在西非,教会成员本身就是穷人。他们已经彼此有了关系,为他们的事工做好了准备。”
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这里有一些合宜的建议:
我当然希望大多数教会没有主动地违背神“爱人如己”的命令。但太多的教会其实反映出多年来有意或无意地与那些我们认为对我们的舒适和安全构成威胁的邻舍隔离开,害怕他们对我们的家庭生活造成伤害,或者认定他们是可怜和蔑视的对象而不是三位一体的神的形象代言人。这是一千个微小的选择所带来的结果——就像我为了远离街上的那个人所做的一样,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致使今天教会几乎完全脱离了普通人的痛苦。
我们的事工模式不应该是郊区中产阶级向上寻求神的模式,而是神圣的、向下的模式,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他倒空自己进入这个世界的痛苦,住在我们中间,承受罪的重担(赛53;腓2;林后8)。我们都必须考虑自己是否愿意为了爱和顺服我们的王而乐意进入别人生命的痛苦、危险和不舒服。
但是,如果我们已经选择了另一种方式,优先考虑我们自己的日程和舒适,只对那些我们认为“配得上”的文化、阶级、政治或神学的人提供怜悯,我是否可以建议我们从悔改开始,然后通过走新的方向来结出果实(路加福音3:8)?
译:DeepL;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Confessions of a Levi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