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大选后的第二天，我早早起床，快速查看了新闻（当时还没有宣布谁胜选），然后和我的自行车队一起参加保持社交距离的骑行。在当地的一家甜甜圈店骑完了最后一圈后，我和一个队友坐在前廊上，相隔六英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之间有太多不同了：我们属于不同的年龄组，对宗教持有不同的观点，并为不同的候选人投票（是的，我们甚至连这一点都聊过）。
我们端着热咖啡和手工甜甜圈坐在那里，我讲了一些提摩太·凯勒关于植堂的名言给我带来的思考：“好吧，我开始觉得除了我们，这里的每个人都疯了。说实话，我也不太确定你疯不疯。”我们笑着谈论选举，预测各州的统计结果，并试图找出办法，让我们国家从这种高度分裂中恢复过来。那天早上，我们并没有解决我们的国家危机。
但话说回来，也许我们找到了解决方案。或者，至少我们朝着正确的方向上迈出了一步。
在新冠之前，孤独的流行病早已在美国蔓延。正如我在2018年写的那样，社会隔离已成为美国生活的运作状态，孤独已经对我们的身心健康和共同体生活产生了深刻而悲剧性的影响。而这还是在瘟疫封锁之前的情形。
去年，对一种流行病的治疗只是加剧了另一种流行病。新冠的应对之道——社交距离和疏离——加剧了前美国卫生总监所说的“孤独的流行病”。
新冠带来的主要悲剧是众所周知的：人们失去了所爱的人。仅在美国，新冠疫情已经造成了超过75万人死亡。这场大流行病对有色人种、低收入者和老年人的伤害尤其大。而且，新冠对于健康的长期影响还是个未知数。我们还不算生活在一个后新冠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时期也许永远不会到来（也许我们可以带着一丝希望将现在称为新冠晚期时代）。
这场大悲剧的破坏力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衡量的，但对我们的关系、友谊和共同体的影响则是不可估量的。我们如何理解这一大流行病所造成的个人、关系和精神上的损害？又能做些什么呢？
我的论点是这样的：美国人的中圈关系（middle-ring relationships，下文会有解释——译注）已经很薄弱了，特别是友谊，自2020年3月以来更是明显遭到淡化，并且大多被屏幕交流和派系内友谊所取代，这使我们在社会和教会中进一步走向两极分化。为了反击这一趋势，基督徒和教会必须共创崭新的门训节奏，以耶稣在世的生活为典范，恢复友谊，促进我们共同体的更新。
首先，让我们考虑一下COVID怎样显著改变了我们利用时间的方式。《纽约时报》的一项研究显示，在2020年5月至12月的8个月中，社会隔离的趋势非常明显（这并不让人吃惊）。由于疫情，我们缺乏3月中旬至5月中旬的数据。
美国人与家庭以外的人相处的时间平均减少了整整一小时——在这八个月里，人们在人际关系上花费的时间环比减少了约244小时。
那么这些时间都到哪儿去了？尽管有些人花了更多的时间与家人在一起，特别是小孩子的父母，但时间使用变化最大的是在电子设备上。在这场大流行中，我们花在短信、电话、视频会议、电视流媒体、电脑和视频游戏上的时间都有所增加。不包括工作和上学的时间，美国人平均每天使用屏幕的时间增加了约60分钟。
当我们把这两个趋势放在一起时（并假设2020年3月和4月期间，大多数美国人至少是一样遭遇社交隔离的），就会发现：在2020年，就平均数而言，每个美国人用300小时与朋友、教会成员和邻居实体见面接触，换来了300小时花费在社交媒体、电视和网络阅读上的时间。
难怪2021年的结果是这样，2022年的情况也是如此。而且，这一切都发生在美国卫生总监在2017年宣称孤独是我们最大的流行病之后。主啊，怜悯我们吧。
但真正有害的不仅仅是人际关系已被屏幕时间所取代，作为美国人，我们维持关系的类型也发生了根本变化。
社会学家马克·邓克尔曼（Marc Dunkelman）在其2014年出版的《消失的邻居》（The Vanishing Neighbor）一书中，将美国社区的衰落主要描述为中圈关系的丧失。内圈关系是最亲密的关系——配偶、子女、直系亲属，也许还有几个关系很铁的朋友。外圈关系包括我们的邻居和同事，我们可以与他们相处，但几乎不需要深入交谈。（换句话说，如果我的外圈中有人与我意见相左，对我没有实际影响。）邓克尔曼解释说，在 21 世纪的美国，已经失去的是中圈关系——我们经常见到的朋友、我们在教会中的小组、工作中的小团队、日常跑团，等等。
因此，多年来，我们与教会成员、邻居、同事之间关系的深度一直在丧失——自行车队、合作农场、保龄球联盟等社会俱乐部在很大程度上被单独和虚拟活动所取代。
今年早些时候，专栏作家米歇尔·戈德堡（Michelle Goldberg）反思了2020年那些追随政治领袖的人们为何会有如此空前的忠诚度。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像摇滚乐队粉丝一样，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追随他们的候选人。最忠诚的粉丝们有什么共同点？狂热的政治追随者最明显的特征是之前所说的孤独感。许多人没有家人或与家人疏远，但他们可以在政治部落中找到一个受欢迎的共同体，这些部落渴望吸纳新人，就像资金不足的教会植堂者们一样。
正如大卫·弗伦奇（David French）所说的那样，随着美国人丧失了现实世界的中圈友谊，留下的空白往往通过基于共同爱好的、开始于网上的友谊来填补。这些 “派系友谊”，正如弗伦奇所说，是那种“要么跟我们一伙，要么跟我们作对 ”的友谊。这是危险的，因为它提供一种虚假和具有破坏力的目标意识。
而如果我们的国家充满了派系友谊，缺乏中圈友谊，我们就有麻烦了。如果没有健康的教会团体，甚至没有几个好朋友，我们就会迷失在所谓的友谊网中，而这些友谊是基于社会政治上的一致性，除此之外，再无其他。除非我们有一个健康的家庭、朋友和教会网络——不是基于相同的社会和政治观点的网络——否则这些派系友谊会对个人、教会和整个社会造成损害。弗伦奇写道：
我以前说过，我还要说一千次。为什么你不能通过事实核查、恳求或辩论让一个人离开阴谋论，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事实上你在试图让他们离开自己的共同体。
我们过去几年的经验表明，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孤独：一种是被动的孤独（缺乏朋友和共同体），另一种是分裂的孤独（拒绝朋友和共同体，除非他们与你的社会、政治和宗教观点完全一致）。换个角度说，归属感有其暗黑的一面。
除非我们能够恢复甜甜圈店的那种对话，让两个非常不同的人之间拥有共同的、慷慨的时刻，否则我们共同的社会生活几乎看不到任何改善的希望。
社交媒体是一种承诺，应许人们在转瞬即逝和变化多端的文化中增加联系。 他们说，无论身在何处，你都可以与朋友保持联系。他们说，这是一种很棒的体验。 但在过去的 15 年里，社交媒体已经转变为不同的东西，现在这些网站已经成为策划广告和社会分层的平台，促使我们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今年早些时候，提摩太·凯勒评论了社会学家克里斯·贝尔的《打破社交媒体棱镜》。贝尔问，社交媒体如何促成了社会和政治两极化？凯勒总结道：
常见的答案是：算法使我们处于回声室或气泡中，我们只听到来自自己这方的新闻和意见，这就促成了分裂和极端主义。但贝尔指出，研究表明，恰恰相反，每天接触反对的政治和文化观点（而不仅仅是这些观点的粗鲁或尖刻版本）只会让人们的观点更加坚定，甚至更加极端。经常听取相反意见的人并不会因此调整自己的观点变得更加平衡或温和，因为对许多人来说，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他们策划自我的地方。因此，他们会把反对意见视为对他们身份的攻击（31页）。
因此，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奖励极端观点和压制温和观点的理想平台。这不是一个展示我们的观点、接受其他观点和参与文明讨论的好地方。相反，它只是一种识别自己与某些群体（而不是其他群体）和建立个人品牌的又一种方式。（对凯勒来说，答案不一定是完全放弃社交媒体——有太多的人在那里参与，它有积极的好处——而是要全面改革它。）
因此，把这一切放在一起，我们看到问题的复杂性，虽然大多数美国人有幸看到我们最亲密的关系保持完好，但我们的中圈关系，特别是我们的友谊，已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瓦解或消失了。这一空白在很大程度上被延长的屏幕时间和派系友谊所填补，社交媒体取代了本地的、面对面的谈话，成为交流的场所。
我们失去的是美丽的、改变世界的东西。我们的友谊——信徒彼此之间以及与教会外的人之间的中圈关系——不仅对我们有好处，也是促进社会福祉的强大力量。
2012 年，哈佛大学研究员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独自打保龄》和《美式恩典》的作者），公布了一个重大发现。他以前曾研究过宗教归属与利他主义行为之间的关联，例如向慈善机构捐款、做志愿者、为你的宗教团体以外的人服务，甚至向商店归还零钱。然后他问为什么。为什么宗教人士成为对他们社区里更加仁慈，更加无私的邻居？
他探索了许多因素，但这些因素并没有增加更多的利他行为，这些因素包括宗派传统、信仰强度等等。事实上，只有一个因素与健康的邻里关系持续相关：教会中的友谊和个人关系。换句话说，在信仰共同体内关系最牢固的那个人对局外人最善良、最无私。
普特南总结道：
拥有更多的朋友与利他主义有关，但“教会朋友”非常重要，事实甚至超出了这一点。教会朋友似乎有用不完的能量……我们的数据显示，教会中友谊的力量大于有宗教+有朋友。
你看，有一种归属感给我们和世界都带来危险。它是非本地的、政治上一致的派别友谊，它说：“要么跟我们一伙，要么跟我们作对”。这些社会团体往往以他们所反对的东西来识别，其关系的果子往往包括冲突、分裂、对外人不友善的看法。与之相反，健康的基督徒群体会带来仁慈、温柔、善良和自制力的大幅提高。局外人会受到爱、尊严和热情的对待，而不是恐惧、怀疑和排斥。
那么，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基督徒、教会和事工如何应对孤独的流行？在这个文明转型的时刻，我们怎样才能恢复友谊，重建团契，并在我们的城市里推进这项社会意义重大的行动？
从门训模式的角度来思考过去的两年会大有裨益，我们从经验和消费中学到生活习惯。从广义上讲，门训一直在进行。我们成为我们所消费的东西，我们的生活模式指导和支配着我们最深的感受、思想和动机。我们总是在顺从另一个人或意识形态的本心、个性和生活方式。
魏乐德在《操练的意义》（The Spirit of the Disciplines）一书中写道，一旦我们与耶稣联合并获得重生，我们顺服祂的主要方式就是效法祂在尘世生活的整体模式。通过遵从祂的教导，默想祂的苦难、死亡和复活，并实践祂的生活方式，我们会越来越像祂。如果我们相信祂是天父的完美代表，是无罪的神和人，那么我们也应该相信，祂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如何在这个破碎而美丽的世界上生活。
因此，如果跟随耶稣的生活方式才能变得像基督，那么耶稣在地上的友谊应该为我们指出人类改善关心的理想模式。
那么，我们在耶稣的生活中看到哪些类型的关系呢？
正如奥古斯丁很久以前所写的那样，如果我们所有的问题，是由于无序的爱造成的，那么重新安排我们的生活与重新安排我们的爱将齐头并进。
重建友谊和恢复社区的工作并不复杂，却很困难。说不复杂是因为手段和目的一样：友谊的重建之路就是重建友谊。
但这项工作也很困难，因为它需要对优先事项和生活模式进行重新排序。我们的生活系统是一种完美的设计，目的是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因此我们需要改变输入以改变输出。
我们需要围绕关系重新安排我们的生活。
我们不能继续在这个被称为教会的共同体中宣扬一位看重关系的上帝，而不把建立关系的长期顺服放在首位。正如我们在教会生活中所知道的（但要努力实践），建立关系看上去应如此行：出现在该出现的地方、采取主动行动、在我们的自然部落之外建立关系，以及对彼此有耐心。
一、经常现身，保持一致
建立友谊和共同体没有捷径。但话说回来，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需要刻意为之和坚持到底。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是为共同体而生的，我们彼此需要，如果没有各种友谊，我们的个体会受苦，我们的教会也会陷入挣扎。我们需要以对抗流行文化的方式定期出现。
如果我们在2020年失去了300个小时的友谊和陪伴，也许在 2021 年也会失去这么多，那么在今年和未来的几年里，我们该如何恢复这几百个小时呢？
友谊和中圈关系需要时间。因此，“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罗马书 12:9–10）投入时间、爱和尊敬，关系就会加深。
二、主动行动，创造空间
好客是基督徒独特的实践，即为他人创造空间，学习基督的模式，向人们开放我们的生活和家庭，无论他们是我们的普通朋友还是在成为我们朋友的路上。
在我15年的事工中，我听到无数人说，他们没有感觉到与人联接，或者人们没有向他们伸出援手。但那些建立最深联系的人总是那些主动出击的人，正如保罗所命令的，“客要一味地款待。”（罗马书12:13）成为主动行动者和空间创造者，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的关系圈将会高朋满溢。
三、培养你所在“部落”以外的友谊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有一种归属感是暗黑型的，那就是当我们发展出一小群与我们有着完全相同信仰体系的朋友，并对圈外人不屑一顾的时候。为了防止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在我们的自然“部落”之外培养朋友关系。
如果我所有的朋友都长得像我，有和我类似的社会地位，或者有和我一样的教育背景，那么我在全面追随耶稣的生命模式方面没有什么进展。效法基督意味着主动与那些最不像我们的人相处，并以使他们得益处为追求。
四、要有耐心
没有人喜欢被不公正对待或被排除在外，但我们都有一些让我们很难去爱的人。如果我们对自己诚实，我们也是很难让人去爱的人。
也许在你的教会、小组或友谊圈中有的人就是令人特别难以忍受。也许他们所做的一切都让人沮丧。我相信新约圣经会简单地说，要有耐心。保罗说得最好（歌罗西书3:12–14）：
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
这场疫情对每个人来说都很艰难，纵然难度不同，方式各异，但难就一个字。我们的文化一直在以有害的方式塑造我们所有人，我们必须满有恩典地对待，包括对待我们自己。在过去的两年里，我们失去了很多，包括一些永远消失的东西。但是通往不那么孤独的教会和友情兴盛的团体之道路就是这样：投入时间和精力，与信徒和非基督徒面对面，寻求对方的好处。
这是耶稣的方式。这是上帝对我们生活的设计。这是回到恢复友谊和更新共同体的途径。
译：PSJ；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How COVID Has Affected Our Friendships—and What to Do About 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