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渴望的时代——渴望意义，渴望永恒，渴望目标。这种渴望随处可见：在讲述的故事里，在消费的商品中，在追逐的目标上。而在许多人所说的“意义危机”中，这种渴望变得更加强烈。我们的公共生活和宗教生活已经被掏空，只剩下深深的空虚。这种存在层面的痛楚形式多样、根源各异，但存在主义哲学家确实说对了：我们往往在面临选择时最痛彻地感受到这种痛苦。
这种痛苦我们再熟悉不过。尤其是在那些关键时刻，我们知道，一个决定可能会改变整个人生的轨迹。这份薪水更高、责任更大的新工作虽然诱人，但会让我远离家人，该接受吗？为了新的发展机会举家跨州搬迁，却要离开所有挚爱的人，值得吗？面对这些可能改变人生的抉择，我们试图从内心深处的价值观中寻找更明晰的答案。然而，有些人却发现自己无从依靠。缺乏一个更宏大的“故事”为他们的选择提供根基，向内的探索只会让他们的危机更加严重。
人们曾以为，只要摆脱非自我构建的叙事，我们就能活得更自由、更鲜活。但事实恰好相反。西方社会在把宗教和制度性的权威分散到大众手中后，确实带来了更多自由，却同时也削弱了自由本身。看上去，自由似乎增加了，因为限制被去掉了；可最后才发现，自由的前提并不是没有约束，而是接受合宜的约束。没有一个共同的故事，我们过着这种令人晕头转向的生活，却称之为自由。但在一个没有故事的世界里，自由反而成了沉重的负担。
启蒙时代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哲学家，并没有真正明白价值的重要性。大卫·休谟（David Hume）早已察觉，西方价值观的哲学根基本来就很脆弱。但他是否能预见到，启蒙运动最终会把我们带到今天这种境地？
从某种意义上看，价值观是先于理性存在的；它先于我们的一切选择，并为理性抉择设定了判断框架。而这些价值，则来自我们用来理解世界的宏大故事。这些故事不仅解释物质秩序，也回应我们心底对意义、公义和爱的渴望。制度源于对这些价值观的共同坚守，它们是坚固持久的工程，用来保存并传递这些价值。
然而，当我们把权威的核心定位于个体自主性，认为每个人都有绝对自由去选择，我们就切断了孕育这些价值观的叙事根基，脱离了践行这些价值观的制度体系。如此一来，我们亲手拆毁了曾经帮助人们做出重大抉择的框架。
要理解我们为什么会走到今天，以及为什么“选择”在当下显得尤为艰难，就需要审视我们的文化背景。安德鲁·威尔逊（Andrew Wilson）在《重塑世界：1776 如何创造后基督教西方》（Remaking the World: How 1776 Created the Post-Christian West）一书中提供了深刻的洞察。他将著名的“WEIRD（奇特）”概念扩展为“WEIRDER（更奇特）”，精辟地勾勒出这场选择危机的历史、社会、意识形态和经济背景。社会科学家一直用这个缩写描述西方人群：西方（Western）、受过教育（Educated）、工业化（Industrialized）、富裕（Rich）、民主（Democratic）。威尔逊在此基础上补充了两点（其首字母恰好让‘WEIRD’变成了‘WEIRDER’）：后基督教（Ex-Christian）和浪漫主义（Romantic）。
这些特质不仅造就了今天的局面，让我们深陷危机，也解释了为何我们以特定方式寻求精神满足。比如，我们的教育让我们学会质疑权威；我们的民主制度让我们把“选择”视为至高无上；而我们的后基督教记忆，则让我们保留了一些基督教的直觉（比如：每个人都有价值），却失去了教义上的清晰解释（但为什么呢？）。这种文化遗产解释了我们为什么会感到如此迷惘：我们虽然有自由去选择，却没有方向告诉我们什么才值得选择。我们渴望超越自我的体验，渴望融入更宏大的存在，但同时又深切感受到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所说的“内在框架”（immanent frame）四面压迫。
真正让人痛苦的，是那些重大抉择。不是一次两次，也不仅是日常琐碎的选择，而是那些我们直觉到会塑造整个人生的决定（比如婚姻、孩子等），或者那些多年后才发现具有长远后果的决定。举个例子，我最近听到美国副总统万斯（J. D. Vance）的妻子乌莎·万斯（Usha Vance）分享，万斯副总统归信天主教的故事。那之后，他们自然展开了许多讨论：既然一方（万斯）是天主教徒，另一方（乌莎）是印度教徒，他们该如何抚养孩子？两种不同的“故事”碰撞，已经足够让人生最重要的选择变得艰难。若是没有任何“故事”，那就更难以想象了。这些抉择，就像喉咙里挥之不去的一丝瘙痒，逼得我们去寻找更深的泉源汲取力量。而正是在这些时刻，选择的危机浮现出来。这种反复出现的存在性痛苦，久而久之，足以引发深层的焦虑。
为了应对这种潜在的选择危机，人们常常转向各种灵修手段来寻求平安，即便这些实践并不涉及对灵性实在的信仰。无论是瑜伽、正念，还是禁食，很多人既渴望得到超越性的体验，却又将自己局限在“内在框架”之中。
作为生活在现代世界的基督徒，我们对这种危机并不陌生。它曾影响过我们，现在依旧如此。但我们所拥有的，是一个更完整、更美好的故事。问题在于，人们采纳各种灵修实践或接受某种信念时，总是缺乏整体性和连贯性。
正如克里斯·沃特金（Chris Watkin）所指出的，基督教作为一个故事，在存在的多个层面上都具有连贯性，因此它所宣告的真理是与现实相符的。它独特之处在于：既能解释物质世界的秩序与结构，又能回应人心深处的无形渴望（意义与目标、爱与公义等），而且二者并行不悖。其他较小的“故事”，往往只能强调其中的一面，但基督教却尊重并涵盖我们经验的两个层面。
基督教不仅仅与现实相符、叙事连贯，它还提供了重新连接现代性中已然断裂的各种概念与思想的方法。现代的灵性实践，并没有能力将物质与灵性、事实与价值、真理与意义重新结合。但基督教讲述了一个故事，其中这些元素都属于一个彼此联结的整体。作为参与公共讨论的基督徒，我们要讲述这个故事：世界是由三位一体的、超越的神出于爱创造的；祂又藉着圣子和圣灵临近我们。在这个故事里，世界的破碎不是因为失衡或幻象，而是因为悖逆与混乱，这破坏波及个人、关系，甚至整个物质宇宙。
这是一个关于救赎的故事，一个使灵魂、身体、民族和万物都更新的故事。或许你那位心存怀疑的朋友会问：“这是怎么发生的呢？”答案是：神亲自进入这个故事，藉着耶稣的道成肉身。在耶稣身上，属灵的与属物的交汇。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代赎之死以及祂的死里复活，让属灵的和属物的都得到了医治。耶稣的复活不仅是个人更新的应许，更是新创造的初熟果子，预示着万物都要得到更新。这个故事大到能解释整个宇宙，又足以满足我们心底最深的渴望。
索伦·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曾把焦虑称为“自由的眩晕”，他认为这是人类承担道德责任所付的代价。但在基督里，自由不再是无限选择带来的焦虑重担，而是活在智慧约束中的喜乐责任。在这样的自由里，选择不再是危机，反而是喜乐；正是在这些限制的框架中，我们才得以活出生命的丰盛。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The Crisis of Choice in an Age of Long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