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群生活在陌生土地上的陌生人，渴望家乡，却不确定何为吾乡，何处是家。有时我们在梦中，在转角的一瞬，瞥见它，但随之而至的则是一种陌生又熟悉的甜蜜，它悄然而逝，一如它悄然而至。”——玛德琳·恩格尔（ Madeleine L’Engle）
2015年早期的总统竞选中，有一个十分关键的时刻。希拉里·克林顿相信她的一项政治优势是常年在全球舞台上的经验。因此，她经常谈起作为国务卿的职业生涯，并以自己访问了100多个国家作为谈资。
惠普公司前CEO卡莉·费奥莉娜也曾是女飞人，她却在某种程度上消抵了克林顿的观点。“我也像希拉里·克林顿一样，在全球飞行了成百上千英里。但不同于她的是，我知道飞行不过是一项活动，而非成就。”
这句话聪明且有效。它或多或少消减了希拉里在这场最重要选战中的谈资，它也暗示了费奥莉娜能承受压力、与马同跑。尽管这样说多少有些夸张。
但它也引发了我的思考：我们为何把宝押在旅行上？“加入海军，环球旅行”是一句非常古老但是行之有效的海军募兵口号。若询问近期的大学毕业生在找什么样的工作，他们很大比例会说自己想找个能够四处旅行的工作。事实上，在一份由波士顿咨询集团执行的千禧一代调研中，百分之七十的受访者说，能到处旅行是他们做这份工作的最主要原因。约百分之七十二的人表示自己要在有生之年拜访五大洲。
费奥莉娜的“飞行不过是一项活动，而非成就”的座右铭一定不是他们的。
在古代，旅行是咒诅，而非祝福。事实上，家的祝福和旅途的咒诅根植在我们的文化想象中。第一段人类旅行出现在亚当和亚娃背叛神之后；他们不得不逃离伊甸园。当该隐杀了兄弟亚伯后，他所受的惩罚就是流离飘荡在地上。浪子的悖逆和忘恩负义让他踏上了旅途。那个故事最终在浪子归家后有了欢喜的结局。而当大儿子抱怨他没有得着应得的产业，也没离家出走时，父亲提醒他留在家中就是最好的奖赏。
并非只有犹太基督教文学褒扬家的美好，咒诅旅途的险恶。在史诗《奥德赛》中，主人公所经历的苦难不亚于战争的惨烈，任重道远多歧路。最痛苦的莫过于与亲朋好友的分离，因此整部史诗叙述的就是这位英雄的归家之路。家，是他唯一的方向。
上述的故事及其他许多故事中，旅行都是危险的，外在肉体的危险无处不在。旅行将人从提供保障的家——那个有人巡逻守护、有四面环绕的城墙、有邻居在你呼叫声中随时提供照应的地方剥离出来。实际上，旅行的英文很可能来源于14世纪的古法语单词travail，意思就是“工作”。这个词在中古英语中以travailen 或travelen出现，意思就是“折磨、劳苦、奋力或旅程”的意思。
旅行的艰难不仅在肉体上。它同样使我们的灵魂危机四伏。奥德修斯不得不面对塞壬女妖的歌声，以及许多的试探。旅行让耶稣离开了加利利的家，进入旷野，接受撒旦的试探，最终去往耶路撒冷直到髑髅地。
一直以来，旅行故事中最经典的就是《堂吉诃德》，它被认为是后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学巅峰之作。故事中带着骑士幻想的反面英雄堂吉诃德“大战风车”，把他那匹瘦得皮包骨的马罗西南多当作尊贵的名马，把妓女误认作贵妇人，直到返回家乡才恢复了清醒的意识。
这些故事传达的信息十分清楚：旅行是场酷刑，理当避免。在该隐的例子中，它是刑罚，在奥德修斯和耶稣的故事中则是破碎世界的必然结果。如果你确实渴望旅行，就像堂吉诃德一样，你一定是脑袋或心理有病，或者兼而有之。
如果还有什么念想的话，我把《绿野仙踪》这部20世纪经典影片中的这句话送给你：“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与家相提并论。”
文艺复兴是许多现代旅行概念的诞生地。文艺复兴期间，旅行成了贵族或富裕阶层、尤其是不列颠上层阶级的时尚，他们把游学欧洲的重要城市作为牛津剑桥教育中的里程碑。这些“壮游”（The Grand Tour）不仅限于观光；也借此预备年轻人成为统治阶层的一员。行程通常包括介绍认识欧洲大陆与他们地位相似的家庭。最终，妇女们也加入了“壮游” ，有时借此机会寻找合适的配偶。
社会历史学家E.P.汤普森（E. P. Thompson）指出，壮游对延续统治阶级统治至关重要。在他颇有影响力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中写道：“18世纪统治阶级的控制主要体现在文化霸权上，其次才表达为经济实力或体力（军事实力）。”
政治是文化的下游，旅行让上层阶级积蓄了社会和文化资本。因此，当工业革命催生出经商的暴发户阶层时，他们也急于染指社会资本。旅行日益成为富裕身份的象征，也成了中产阶级的渴望。
到了19世纪中叶，库克的旅行团（Cook’s Tour）已经成为欧洲的壮游之旅，先后在暴发户阶层和中产阶级中普及开来。这类的壮游由英国探险家托马斯·库克（Thomas Cook）组织，他原先是浸信会的宣教士，后成了旅游产业的开路先锋。旅行套餐（Package tours，包含交通和住宿的自由行服务——译注）最终成了旅游业的主要产品，持续地为旅行者提供获取社会资本的辅助福利。伊莉莎白‧科瑞德-霍尔基特（Elizabeth Currid-Halkett）在她关于有抱负阶层的书籍《微小的总和》（The Sum of Small Things，中文名暂译）中提到，这些“定制体验”提供的绝不仅是观光，即便今天也是如此。“这类的旅行所具有的二级效应催生出文化资本和符号边界，以及众多非金钱意义上的丰富经验、渊博知识，包括在午餐会上成为风云人物。”
投身于这些旅行的人常提到旅行的价值在于这是种拓宽眼界的经验。我们也许可以请罗马哲学家塞内卡为这些颂扬旅行美德的人背书：“旅行或转换地点为我们的头脑注入新的活力”。
尽管塞内卡所言非虚，但我们还是要认识一个事实：今天的旅行很大程度上除了“转换地点”外已经什么都不是了。因着各种好的原因——大部分和安全方便有关——旅行已退化为同质化的体验。哈萨克斯坦和基加利的肯德基与肯塔基的肯德基没有区别。如果人将自己的旅行标准限定在目的地上的话，要体验到真正的“地点的转换”越来越难。就像阿凡特兄弟（The Avett Brothers）所唱的，“所有的出口都一样。”
从我们21世纪的视角来看，我们很容易看出阶级意识和精英主义是建基于壮游的。尽管有阶级意识、阶级细分、明显的阶级存续问题，壮游至少为旅行者提供了难以估量的经验。例如参与壮游的年轻人，可以期待使用过去仅在书本上学到的语言。可以期待维持在旅行中建立的关系。家族的长久安康，甚至国家的福祉都全系于此。如此旅行之目的是和生命的呼召相关的。
可是，今天团游安排的是网红路线，尽力保护旅行者免受文化预设的挑战。此类旅行最主要的目的是让人转向娱乐和享受。装着空调的巴士、说着英语的导游，包括所有拜访的餐馆旅店的业主都能提供同样的英语服务。从德里到圣保罗，聪明的商人都接受美元，尽管你可能要为此付上不菲的代价。多数美国人为了方便乐意接受这样“旅游税”。如果你不够谨慎的话，很可能在雷克雅末克和里约买的都是中国制造的纪念品。
现代旅行更令人玩味的地方在于，它提供的便利恰恰极大地抹杀了真正沉浸式文化体验的可能。你主要接触的对象是你的旅行同伴，和你年纪相仿、社会经济状况类似。（毕竟，如果他们很穷的话，也没法负担起旅费。如果他们更富，他们可能会考虑更奢侈的旅程，选择四星级宾馆而非三星级的旅店。）
哈泼杂志（Harper’s Magazine）曾赠送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著名美国作家）加勒比游轮之旅，他则把在旅行中的经历串写成最著名的文集之一：《所谓好玩的事，我再也不做了》（A Supposedly Fun Thing I’ll Never Do Again），他在书中这样说（英文直译）：
我现在知道中头彩（straight bingo）和一场空（Prize-O）之间的区别了。我已经看过了闪闪发亮的行李箱、亮瞎眼的太阳镜、荧光闪闪的鼻夹镜，20多种不同款式的橡皮T字裤。我听过了钢鼓表演，吃过了海螺脆片，看了一位穿着银色金属风格布料的女士在玻璃电梯中喷射性呕吐。
他总结道：
在我踏上豪华游轮之旅前几周，一位16岁的男性在一艘巨轮甲板上，以花样跳水的姿态坠入水中，结束了生命。新闻将这起自杀归结于一场不愉快的情事，是因为船上的浪漫变得不可收场。但我觉得该事件中有些事是任何新闻故事难以言说的。豪华游轮这个巨大的市场中有些事让人极度痛苦。
唐·德里罗（Don DeLillo）在他最富盛名的小说《白噪音》（White Noise）的开篇中叙述了这样一个旅行场景。乡村里有一处号称“全美最佳摄影农舍”的景点。招揽的广告牌几英里外就随处可见。读到这段的时候，你自然会想到21世纪美国现实生活中所见过的“来看岩石城吧”或“最大的德州人”或“南部边界”等标识牌。当叙事者和朋友莫瑞来到那地时，他们看见的农舍和别处并无二致。唯一的区别就在于“临时停车场里那40辆汽车和旅游巴士”。
我们沿着牛道走上那为了观赏和拍照勉强算得上制高点的地方。所有的人都带着相机：有人还有三脚架、长焦镜头和滤色镜。亭子里的一个男人出售着明信片和幻灯片——从这个高处拍摄的照片。我们站在树林边看着这些摄影师们。莫瑞长时间地沉默着，偶尔在小书上胡乱写上几笔。
“没人看见农舍。”他说道
一阵长久的沉默。
“一旦你看到了那些关于农舍的标示牌，就不可能再看到农舍了。”
他再次陷入了沉默中。带着照相机的人们离开了取景点，另一批人立刻取而代之。
“我们来这里不是捕捉图像的，而是要保存它。每张相片强化了这种感觉。你能感受到吗，杰克？一种积聚的、不知名的能量……来此地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投降。我们所见的仅仅是旁人所见。过去来过此地的千万人，将来要到此一游的人。我们心甘情愿地成为了集体感觉的组成部分。这一点实实在在地丰富我们的想象。这与所有的旅游活动一模一样，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宗教经验。”
最容易将旅行假扮成宗教体验的地方也许就是福音派教会中的短宣之旅，这种假短宣在现代教会中现象屡见不鲜。
三一福音神学院宣教与跨文化研究教授，罗伯特·普利斯特（Robert Priest）研究过短宣项目的增长：
美国参与短宣的平信徒人数从1965年的540人增长为1979年的22000人。到1989年，该人数已经增长到约120000人次。三年后，人数又翻了一番，达到250000人。现在估计每年有至少100万人次参与过短宣。
短宣爆炸性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所谓“基督教综合产业”的增长，这一盈利性产业把教会及教会成员看作利润丰厚的市场。例如，今天的“基督教”旅行代理和旅游公司专做以色列之旅，或者安排到世界各地的宣教之旅。这些公司善于为旅行团的组织者提供折扣或免费住宿——通常是牧师或青少年牧者，否则他们无法负担得起这样的行程。在优惠激励下，教会领袖变得异常积极，成为本地的旅行销售。
普利斯特批评这些短宣更多是观光，而非服事。“短宣的转变是非常明显的，”他写道，“这是教会历史上首个以宣教士的需要为主要动力的宣教运动。”
实际上，鲍勃·勒普敦（Bob Lupton）相信这些短宣带来了有害的影响。勒普敦大部分时间都在亚特兰大的中心城区服事穷困的人。他的著作《他们有的就是天国》（Theirs Is the Kingdom）、《有毒的慈善》（Toxic Charity）是从事基督教怜悯事工人士必读的书目。
勒普敦在书中提到自己的一次尼加拉瓜之旅让他大开眼界。美国人会花费数千美元到尼加拉瓜帮助建造一间教会或组织一周的儿童营会。这些花在机票上的钱可以供当地工人生活数月、甚至数年。勒普敦的向导胡安，在他的追问下承认，那些与美国教会建立伙伴关系的教会们正“破坏当地人的自主精神”。据勒普敦说，“随着美元和免费资源的涌入，自主创新建设活动日益消减。人们习惯于等待下一次短宣的到来，而非开展自己的工作谋生。”他说实际结果就是人们的自尊被蚕食，开始把自己看作富裕游客的施舍对象。
对此，勒普敦总结道：
尼加拉瓜之旅使我大感不安。它对西方教会宣教的手段提出了质疑。我们当然知道不该以自己的善意破坏当地的文化。我们也知道代替别人做他们自己该做的事，从根本上来说是有害的——对给与者和接受者都是如此。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更好的方法。
面对以上对旅行、宣教运动的痴迷，我们不得不理智地问：我们在逃离什么？我们在寻找什么？
亨利·大卫·梭罗提出了以上的问题。他可能是美国首次本土文学及哲学运动——超验主义的中心人物。梭罗也是美国首位旅行作家。他的第一部作品就是《漫步瓦楚塞特山》（A Walk to Wachusett），刊登于1843年的《波士顿杂志》。该文回顾了梭罗从家乡康考得步行到瓦楚塞特山顶的旅程。其他的旅行作品还包括《河上一周》（A Week on the Concord and Merrimac Rivers）、《往加拿大的远行》（An Excursion to Canada），以及被认为可以与《瓦尔登湖》（Walden）媲美的杰作《缅因森林》（The Maine Woods）。
梭罗有时赞美旅行。“依我看，有时我的双腿在移动，思想也随之流动”他写道。但是，大部分时间梭罗鄙视美国人在各样运动（movement）上的冲动。他认为这种冲动顶多来源于属灵的不安。他间或把美国看作是伊甸园的缩影，我们对运动的冲动，尤其对西方的扩张，在梭罗看来是 “如神”的自我努力。在1853年写给H.G.O.布雷克的信中，他提到：
整个国家，不是向上发展，而是向西进发，向俄勒冈、加利福尼亚、日本等等。这些对我来说都毫无兴趣，无论是步行还是藉着太平洋铁路。它不是由思想勾画的；它没有情感的温度；在其中没有什么值得摆上生命，甚至脱下手套都不配——人都不该为它拿起报纸。它完全是异教式的——以伟大的西进路线阻碍通向天堂之路。不，他们也许会以他们的方式达成他们的信条，但我相信那不是我的。
梭罗在他的旅行叙述中多次表达了对家乡的渴望。在《缅因森林》一书中，他评论伟大的美国在西进上无休无止，但环顾他的家周围却有许多“在向太平洋跃进中，不像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未开发而弃之不顾的地方……”。
最后，梭罗总结说，“我们的旅行若能带来知识分子的公开讨论，那就足够了。”
耶稣算不上一个旅行者。如果你只是粗略肤浅地读圣经，可能觉得这点并不明显，因为他总是在路上。同时，我们也没有关于“耶稣未被记载时期”的可靠记录，从12岁与家人一起去耶路撒冷到30岁公开事奉这段时间的记载。关于这段空白期有许多传说。有传说称他旅行至西藏，另一个则是不列颠。这些传说都没有历史证据支撑，有些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捏造。
事实上，除了耶稣在婴儿时期为了逃避希律对两岁以下婴儿的屠杀，前往埃及的那趟旅行外，耶稣很可能终其一生都在围绕出生地几百英里的范围活动，他主要生活的地方离父母的家乡拿撒勒不超过25英里。如果说旅行拓展了眼界或增进了人的属灵、智识或情感深度，拓展了人对其他人和文化的同情……仔细看看耶稣的生活，你找不到这些。
事实上，耶稣也把四处游荡看作是破碎世界的一个标记。当一位律法师想要跟随耶稣时，耶稣对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路加福音9:58）。朝圣者的寄居生涯，流浪者的一生，在耶稣看来，正是人生的艰难之处。
或者想想耶稣最震撼的神迹，格拉森那个被鬼附体，“坟墓之人”的故事。在这个记载在马可福音5章的故事中，耶稣医治了一个被叫做“群”的鬼折磨的人。这人现在“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想要跟随耶稣。事实上，马可告诉我们这人是“恳求”跟随耶稣。
但耶稣告诉这人他最该做的是让那些见过他过去的人看看他现在的转变。耶稣没有让这人跟随他。相反，耶稣给了他简单直接，又在某种程度上令人心碎的命令：“回家去。”
甘道夫说过这样的名言，“不是所有流浪的人都迷失方向。”他似乎在赞赏那些我们称为“有目的的旅行”。另一方面，我们也有句出自聪明的比尔博·巴金斯的名言：“弗罗多，一旦你出了门上了路，旅行就变得很危险。”
我们生活在这两种对旅行认识的张力中。我们应该避免把这些反思标签化。“旅行是好的”或“旅行是坏的”并不是逻辑、经验或圣经所带出的结论。事实上，神并未禁止旅行——从古到今——神吩咐我们：“去”。
同样，我们当谨慎，对旅行所带来的个人和文化代价持健康的怀疑态度。如果我们踏上旅途，至少该睁大眼睛，汲取智慧而非小玩意和旅游纪念品，不是作为一个旅行者而是像一个朝圣客。
什么是我们在旅行中可以汲取的最高智慧呢？什么是朝圣客和旅行者的区别呢？也许是：明白在这个广袤的世界中，我们无论去向何方，无论我们看见了多少长相、穿着、言谈与我们不同的人……尽管有如此多的不同，我们仍是同样的，带着上帝形象的人。我们在堕落中都是破碎的。
我们都渴望回家。
译：EYZ；校：JFX。原文刊载于《世界杂志》（WORLD Magazine），福音联盟英文网站蒙允转载：The Curse of Cain: Travel Isn’t Everything We Make It Out to B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