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新加尔文主义（neo-Calvinism）？请不要把这个词与新兴加尔文主义（New Calvinism，指改革宗的恩典教义在 21 世纪美国福音派中的复兴【译注：但日常生活中常常直接将后者称为“新加尔文主义”】）混淆，前者是指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发生于荷兰的一场神学及教会层面的运动，它发展成为一套延续至今的神学传统，其创始人是亚伯拉罕·凯波尔（Abraham Kuyper）和赫尔曼·巴文克（Herman Bavinck），他们尝试重新找回改革宗正统并将之应用于他们所处那个不断变化的现代世界。
从新加尔文主义面世以来，它已经变得很多样化了。因其分支过多，人们有时会把它与“转化主义（transformationalism）”神学混为一谈，后者认为神呼召基督徒主要是为基督的主权去救赎人类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但往往会忽略地方教会以及对传讲神话语的强调；人们也可能把新加尔文主义与赫尔曼·杜伊维尔（Herman Dooyeweerd）和D. H. Th. 沃伦霍芬（D. H. Th. Vollenhoven）等思想家所孕育的“改革派哲学”（Reformational philosophy）相提并论；还有些人可能直接把新加尔文主义与一种对文化热忱但却神学薄弱的基督徒人生观联系起来。
但这些分支并不能代表新加尔文主义的起源。在我们即将出版的新书和我们的播客（Grace in Common，普遍中的恩典）中，我们尝试通过展示其神学根源来消除这个词的歧义并进一步扩充它。我们认为借镜新加尔文主义的早期运动对21世纪的基督教很重要。在此，我们列举了三个该主义很有帮助的特点。
虽然当代美国福音派认为加尔文主义是指郁金香（TULIP）首字母缩写代表的所谓五要义（即完全的败坏 [total depravity] 、无条件的拣选 [unconditional election] 、限定的代赎 [limited atonement] 、不可抗拒的恩典 [irresistible grace] 和圣徒的坚忍 [the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但人们往往认为“改革宗”是个较为广泛、大公的词，认为它指的是签署某个认信准则（如威斯敏斯特准则 [Westminster Standards] 或三项联合信条 [Three Forms of Unity] ）、盟约神学（covenant theology）和教会间的各种联合。
换句话说，人们常常认为“加尔文主义”这个词要比“改革宗”更为狭隘，然而巴文克和凯波尔的看法恰恰相反。虽然改革宗正统是指与改革宗教会在神学与认信上的宽泛认同，但加尔文主义则指向一种整全的世界-生命观（译注：以下译文引自赫尔曼·巴文克：《赫尔曼·巴文克论荷兰新加尔文主义》，徐西面编，邵大卫英译，爱丁堡：贤理·璀雅出版社，2019 年，第 59 页。）：
“改革宗”只表达宗教和教会层面的区别，是一种纯粹的神学概念。“加尔文主义”的应用更广泛，代表一种在政治、社会和民事领域的特定类型。它代表了生活和世界为一个整体的特色观念，这源自法国改教家的强大头脑。
因此，凯波尔著名的《加尔文主义讲座》（Lectures on Calvinism）将加尔文主义视为是一套整全的“生活系统”（life systems），与其他生活系统——现代主义就是其中之一——相互竞争。凯波尔和巴文克从加尔文在日内瓦的公共神学（public-theology）研究中得到启发，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尝试复制加尔文的研究（新加尔文主义不是古加尔文主义）。相反，它从加尔文那里汲取了一种本能（instinct），即改革宗神学应该产生真正的公共领域的结果——对凯波尔和巴文克来说，这意味着至少要向现代世界表明，基督教是一些现代理想（例如，多元主义和良心自由）的最佳根基和历史来源。
美国基督徒很可能知道“世界观”这个词，但对第一代的新加尔文主义者来说，世界观并不能简化为一套信仰或某人未阐明的假设。相反，它涉及整个自我，包括思想与心灵。因此，巴文克和凯波尔说的是“世界（智性）-生命（心灵）观”，而不是一种单单在智性层面上对世界的诠释。世界观也无法简化为某种潜意识中未知、隐藏在其他核心信念里的想法；相反，发展基督教的世界-生命观，是要在三一上帝的光照下，有意识地寻求对世界的客观认识。关于塑造一套世界观的比喻，我们更偏向于这像 “随着时间的推移去绘制一张地图”，而非“啪的一下戴一副眼镜”。培养世界-生命观是一项群体性工作。
基督教的世界观太丰富了，不是某个国家、民族或个人对基督教信仰的表达就能囊括的，它需要每个世代和每个地方的基督徒在不同领域的缜密协作。换句话说，世界观的形成需要关注到基督教信仰的大公性（普遍性）。
如果改革宗人士想表明新教徒更大公，也就是说，比他们的罗马天主教同行更扎根于圣经和古代教会，巴文克和凯波尔认为，那种大公性不仅仅意味着扎根于过去，也意味着对现在与未来的开放。如果基督教是真理，那么所有人——无论他们宣称信仰什么——都将不可避免地与基督教世界观中的一些内容一致。新加尔文主义的座右铭不是“没有柏拉图就没有基督”，而是“没有基督就没有柏拉图”。
此外，这意味着即使世俗的现代主义可能明确地反对基督教信仰，但现代性本身仍会不自知地保留一些它无法逃避的基督教真理，并彰显出上帝普遍恩典的礼赐。因此，基督徒的任务不是为一个黄金时代的回归而战（因为不存在这样的时代），而是要持续展示基督教与现代之间长久的相关性，并从现代思想中学习一切我们可能找到的真理。正如巴文克所说，
神学并不受限于某种特定的哲学。它本身并不敌视任何哲学体系，也不会不经查验或不加批判地就青睐柏拉图哲学或康德哲学，反之也不会如此。但它自带一套标准，以此检验一切哲学，并接受它认为真实和有用的那些内容。
正如我们最近的另一本书所论证的，新加尔文主义的模式是“正统却现代”（orthodox yet modern）。但我们究竟要如何展现加尔文主义这种正统却现代的特点呢？
我们之前提过，人们常常将新加尔文主义与“转化主义”混为一谈，其他人甚至还会联想到“神权政体（theonomy）”或“尝试重建一种国家教会”之类的（毕竟，凯波尔曾是荷兰首相）。但凯波尔和巴文克反对所有这三种误解。
然而，这些混淆是有原因的，思考一下巴文克的呼吁：
福音在这里得到了充分彰显，达成了真正的大公性。没有什么是不能或不应该被福音化的。不仅是教会，还有家庭、学校、社会和国家，这些都被置于基督教原则的统治之下。
同样地，最常被引用但又经常遭到误解的凯波尔的一句话是：耶稣把“每一平方英寸”（原话是“一指宽”[thumb-breadth]）都置于祂的主权之下。
当然，巴文克和凯波尔认为，随着基督教对个人的更新，这些个人所处的文化和机构也会发生改变。他们相信信仰对工作和生活的所有其他方面都很重要。毕竟，恩典确实能恢复自然。基督教见证了形成人类关系和社会的自然原貌（或者更好的说法是：创造原貌）。
当个人与基督恢复关系时，他们会承认基督是王。然而，教会必须认识到如今的秩序仍然属于普遍恩典的世代，而非上帝最终的（终末的，eschatological）国度。因此，当基督徒问道：“如今是什么世代？”新加尔文主义者会回答说，这是上帝忍耐的世代，是为国度作见证的世代。只有基督的到来才能将家庭、国家和教会联合为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因此，对巴文克和凯波尔来说，一位基督徒执政者要认识到“圣灵作成的教会”“由普遍恩典维系的世界”和“作为维护上帝公义之仆人的国家”之间的区别。
这种对领域的区分，为这罪恶的世代带来自由，并使得天国的见证在生命的各个领域兴旺发展。这种异象是基督教世界观的产物，事实上，凯波尔一篇著名演讲就是在论证：加尔文主义是我们民主和自由的来源和堡垒。这也意味着，新加尔文主义拥有资源来为宗教多元主义的美好奠定基础，同时又不会屈服于现代主义的相对主义。
教会经常问，我们如何在参与世界的同时忠于我们的认信？我们应该如何发展各有区分的基督教共同体、同时又能为社会和公共利益多结果子？我们该如何理解基督教会的多样性和那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的统一性？
我们认为，新加尔文主义、特别是第一代领袖所阐述的新加尔文主义，为基督徒提供了资源，使他们能够处理这些困难和长期的问题，同时抵制逃离世界（分离主义）或与世界认同（妥协）的试探。
译：许志斌，校：陈泠珅。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Do We Need a Revival of Neo-Calvin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