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无神论者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最近在接受 LBC 新闻的瑞秋·约翰逊（Rachel Johnson）采访时说：“我称自己为文化基督徒，但我不是信徒。”他接着说：“我喜欢赞美诗和圣诞颂歌，我在基督教精神中找到了家的感觉。”大教堂、教区礼拜堂遍布英国，将大地装点得熠熠生辉，这个他喜欢，但是他不想要基督教那些毫无意义的信仰。对道金斯的采访是文化正在发生变化的又一个信号。即使无神论者，似乎也在渴望某种超验的东西。
尼采丢出一句“上帝已死”，在许多方面，他是对的；在西方，“上帝”已死，因为世人看来，基督教的神学和道德主张已变得不可理喻，不再让社会统一。君士坦丁大帝开启了西方基督教时代，基督教慢慢压制了异教，建立了文化霸权，但潮流正在转向。我们似乎又回到了起点。
凯撒时代再次向我们走来。就像波西·杰克逊（Percy Jackson）的小说里描写的那样，异教诸神在我们的世界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成为凝聚社会的精神纽带，影响着我们的道德想象力。当代基督徒探求如何在当下做个忠心信徒时，古代教会提供了有益的模式，让我们能在这个越来越异教化的世上忠心生活。
英国政治评论家费迪南德·蒙特（Ferdinand Mount）在其著作《回圈：古典世界如何回到我们身边》（Full Circle: How the Classical World Came Back to Us）中，以惊人的方式勾勒出现代与古代道德多样性之间的相似之处：
到公元二世纪的安东尼皇帝时期——吉本将这一时期视为人类幸福的顶峰——罗马就像一个聚集了各种各样宗教的大酱缸。你信什么都行，什么都不信也行。你可以信占星家、耍蛇人、先知、占卜师、魔术师；还有半打创世神话、各样复活神话任你挑选。或者，如果你属于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你可以阅读卢克莱修（Lucretius）的诗歌，认同严格的唯物主义宇宙观。总之，这是个无所不包的时代，人类思想中最怪异、最狂热的创造与最美丽的愿景、最鼓舞人心的精神挑战、最具挑战性的科学探索并存。在这之前或之后——直到我们这个时代——都很难想象有历史上有哪个时期能与之媲美。
认为公元二世纪与我们这个时代最接近的并非只有蒙特一人。历史学家卡尔·楚曼（Carl Trueman）在《现代自我的崛起与胜利》（The Rise and Triumph of the Modern Self）一书的结尾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同样，在《城市中的异教徒和基督徒》（Pagans and Christians in the City）一书中，法律学者史蒂文·D.史密斯（Steven D.Smith）以第二世纪的教会为背景，提出了一些建议，帮助基督徒在文化中找到方向。
尼采说“上帝之死”，然而，将上帝从人类生活中挪去后的真空地带正被异教所填补。异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古老斗争进入新一轮厮杀，我们正处在其中。
古代异教世界与我们现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相似之处是，人只关注眼前的世界。T.S. 艾略特（T.S.Eliot）称为“现代异教（modern paganism）”的思想——只关注时间长河中微乎其微的一部分——在西方占主导地位。其他一些人，如史密斯，也注意到这一相似之处，他们指出异教徒缺乏任何严肃的超验观，这限制了他们对现实的看法。
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等人指出，现代人倾向于“表现型个人主义”，这是否定超验性的另一种表现。对于古代异教徒和现代世俗主义者来说，他们唯一关心的就是这个世界及其眼前的问题。他们对事物的发展方向没有概念，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真正的盼望可以依靠。
这种对眼前世界的关注与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内在框架”（immanent frame）观点密切相关，内在框架是指现代人将眼前的世界和内在的个人作为现实的焦点。这个世界、这个时代、这些人，是唯一重要的东西。没有什么超越我们之上，也没有什么是永恒的——我们上面没有神，也没有天堂在等待着我们。对于异教世界来说，罗马帝国就是他们的内在框架，人的存在意义在于推动帝国的荣耀。
基督徒却有不同的视角，这个世界并不是全部。直到基督在荣耀中再来时，神的国度才能完全显现，完全实现。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在这个世界，我们竭力为主作工，但我们始终是渴望回到天家的天路客。
凯撒时代，教会不管处于哪种文化背景下，都在追求圣洁，效法基督，教会也因此蓬勃发展。这就是我所说的“文化成圣（cultural sanctification）”。文化成圣的过程需要捍卫信仰，分享基督救赎的好消息，将基督徒的属灵美德操练出来。处在社会边缘的基督徒能慢慢地、一步步地说服他们的邻舍，让他们相信基督徒生活能为世界带来更好的东西。
圣坡旅甲（Polycarp）、殉道者查士丁（Justin Martyr）、里昂的爱任纽（Irenaeus of Lyons）等基督徒并不属于文化精英阶层，他们追随使徒的脚步，从下至上，缓慢而稳健地引导教会穿越异教世界。他们没有坐在元老院的显赫席位上高谈阔论，也没有在哲学学校的知识分子中觥筹交错。相反，他们自然而然地展开事工，从真诚有力的教导和门训开始，慢慢地引导大家学习基督教教义和道德，重塑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
教会是一座学校，她安抚那些伤心沮丧之人、破碎之人、还有渴慕更美好世界的人，基督教人生观指引他们走向真正的人类繁荣。早期教会强调在公共生活中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可以学习他们的榜样。在美好生活愿景的训导下，早期教会重新调整了他们在政治和社会领域的生活方式。他们跟随使徒的教导，培养积极的公民意识——敬畏上帝、顺服君王（彼前 2:13-14）——以及具有文化辨别力的属灵生活，这些使他们能够明辨异教世界的美德和恶习。透过这一切，他们彼此激励，在盼望中前行。因为他们知道，主已经应许祂会再来审判活人和死人，建立一个永恒的国度。
我们的世界与古代世界有许多不同之处。我们目睹基督教文化的消亡逝去，而不是早期教会的从零开始。我们必须学会为失去的基督教制度而悲伤。是试图复兴这些制度？还是创建新制度？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要作出明智的选择。我认为我们的策略需要谨慎地“兼而有之”，必须让智慧指引我们，与其他基督徒同工，建造将来。
今天这个世界，有些人高呼“诸神万岁”，然而。我们不必绝望，因我们曾经历过这一切。上帝并没有死。所以，就像上次一样，祂必会保守我们渡过难关。
译：变奏曲；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God Is Dead. Long Live the Go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