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病房位于医院大楼单独的一翼，与周遭隔绝，门口还贴着大大的“警告”标志。我的病房和走廊之间有一间窄小的前室，医生和护士在照料好我之后，会在那里脱下防护服并给自己消毒。
医护人员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踏入我的房间时，他们衣着严实得我只能看到防护面罩下的双眼。他们面对着巨大的感染风险，只能每四小时左右才来查一次病房，以减少接触病毒的机会。
在我头顶上，有一扇小窗悬在天花板下。病房里没有别的病人。
我觉得这里像坟墓一样。
空调温度开得很低，我虽然冻到不行，却不想按下呼叫按钮。我不想让别人就为了这种小事全副武装地进来给我送条毛毯。我吊着点滴，身上连接着不同的仪器来监测我的体征，包括血氧饱和度，心电图和血压。即使输着液，我还是口渴难耐，喝了一罐又一罐水。我不想麻烦医护人员，所以每当我需要人帮我灌水或是陪我去洗手间（我去得很频繁）时，我只能拎着输液瓶，拖着各种电线和管子去洗手间。我还得速战速决，免得在中途晕倒。
我不能打电话，因为我没有力气讲话。我就每小时给我的先生布莱恩打个电话，扯着嘶哑的嗓音告诉他最新进展，因为我知道他正在殚精竭虑地守着电话。我读不进书，我一直超过38.3度的体温让我跟不上故事的节奏。我调着电视频道来分散注意力，但每两个频道就有一个在播报新冠病毒导致的死亡人数和它带来的破坏。社交媒体上也一样。我读到一篇转发的文章，讲的是意大利北部50名神职人员因照料病人而去世，随即牢牢地关上了电脑。神啊，这真是糟透了！
一位护士走进了病房。我问她：“检测结果出来了吗？”这个问题我已经问了六个小时了。她睁大了眼睛，惊讶地问我：“还没有人告诉你吗？！”她的语气里还带有一丝沮丧。我摇了摇头。“结果明显呈阳性”。眼泪涌入了我的眼睛，但我并不吃惊。我不需要一份阳性检测报告或是一位护士来告诉我我得了新冠肺炎。我四天前刚开始出现症状时就知道了。
我们刚在纽约的家中和家人共庆了美妙的一周。我的侄女们放春假，从佛罗里达来这儿玩了一周——我们安排了满满当当的百老汇演出和景点参观。但她们来了不久之后，纽约就开始封城。我们马上做好计划，让她们飞回佛罗里达中部，我和我的先生也跟她们一起走。我们坐飞机时淡定自信。航班上几乎全是空座，空乘们都很乐观，我们戴好了口罩和手套，感觉良好。我看着侄女们年轻美丽的脸，觉得我们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让她们免受了伤害。
然而一到佛罗里达，我就开始出现了症状。首先是一般的不适：头疼，发热，浑身酸痛。我的眼睛红肿刺痛。我完全失去了味觉和嗅觉。我口渴不止。有一天我喝了好几升水和佳得乐，之后狂吐一通后倒地不起。我想不起来我吃了什么。我的体温升到了38.9摄氏度，我的血液好像在燃烧。
最后，当我几个症状——包括严重的腹泻和昏迷——同时发作了一天后，我们都知道该去医院了。我一入院就被立即隔离了起来。医生竭力稳定住我的生命体征，尤其是我低得岌岌可危的血压。我的家人，包括我的侄女也开始出现症状，但严重程度和我相去甚远，所幸他们没有人需要住院。我只能祷告：求你恢复他们的健康，主啊！不要让他们遭受这样的重病！
我在医院里感到既紧张又安心。但第二天他们让我出院时，我有些措手不及。他们说我的身体状态已经稳定了，我需要回家接着抗病。“医院里只收治生命危急的病人，而你已经脱离危险期了”，一个医生解释道。
我给布莱恩发了条短信，他来接我。当晚，我在布莱恩的兄弟家中突然又开始上吐下泻，其他症状也变得危急，我以为那就是我活着的最后一天了。我感到绝望，困在楼上的卧室里，只能拜托朋友们帮忙买菜和必需品。几天后，我又发起了高烧，心脏猛跳。布莱恩开车带我回了医院。我吓呆了。病毒仍紧紧地纠缠着我。
医生再次对我实施隔离，并稳住了我的生命体征。住院两晚后，医生来到我的病房，宣布我可以回家了。我请求他让我继续住院。他断然回绝了我的请求后，我问了他一个我从症状开始时就左思右想的问题：“我活下来的几率有多大？”他吸了一口气，和我直话直说：“一半一半吧”。
我怎么就沦落到了佛罗里达的一所医院里，被隔离着，还只有50%的生还率呢？难道我们没有好好地离开纽约、保护家人吗？我的生死存留就像扔硬币一样吗？正反两面几率各自一半？我现在对这种奋力求生的状态竟有些似曾相识，让我感到诡异。
将近19年前，我曾站在相似的生死岔路。
在那个命运难料的日子，布莱恩和我正在大楼24层的公寓阳台上，与世贸大厦相隔六个街区。我们站在那里，注视着冒起的黑烟和第一架飞机造成的破坏。这时，不知从何而来的第二架飞机在我们头顶上呼啸而过，撞上了2号楼，距我们仅150米之遥。
猛烈的冲击波把我们推回了客厅，我们的脑海一片空白。恢复知觉后，我们马上带着狗撤离了大楼。我们赤着脚，穿着睡衣，去附近的炮台公园（Battery Park）避险。但噩梦还在继续。两座塔不久后都倒了，有毒粉尘和废墟残骸环绕着我们。浓重的烟雾形成了一层致命的云，吞噬着我们。我们最终登上了一艘开往新泽西的船，不知情中参与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上疏散。我们成功逃离了灾难，但好几个月都无法回到我们的公寓。我们也要应付失业、创伤后应激障碍等问题，以及有毒粉尘造成的“9·11肺”等长期健康问题。
我当时是个基督徒，但我的信仰尚浅且未经试炼。我去教会，但我和神的交集仅限于此。我和布莱恩在炮台公园时，随着双子塔的倒塌，我问他是否认为我们能够生还。他忧伤地回答：“不一定吧”，随即紧紧地抓起了我的手，开始背诵主祷文。虽然我很庆幸我们能共度这个不幸的时刻，我却倍感孤独。我意识到这有可能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刻，我却不知道我死后何去何往。我痛苦地发现我没有和神建立关系，我一直为自己而活。我要承认的这一点很糟糕——那就是在我生命中，一位救主正张开双臂向我招手，而我从未留心回应。我知道，在9·11事件中幸存之后，我作好了准备要去探索一段与神更深入的关系。我再也不想感受到那样的孤独了。
在朋友的敦促下，我来到了救赎主长老会（Redeemer Presbyterian Church）。他们曾向9·11事件中受影响的人们发放救济，也在金钱上援助过我们。我们都成为了这间教会的成员，之后也在教会中司职。（布莱恩成了财务总监，我成了宣教事工主任。）我们在个人灵修、社区小组和众多教会活动中经历了难以置信的属灵成长。
近20年后，我在医院中日复一日地躺在病床上祷告。我想，我幸存于新冠肺炎的几率是50%。但神啊，对于你来说，没什么事只有50%的概率。你掌管这事，若合你的心意，求你医治我。尽管我此次患病期间孑然一身在病房里，还不如当年在炮台公园的情形，我却没有感到孤独。我知道圣灵与我同在。我与基督更深的关系给我勇气去度过那看似可怕的病中每一天。这是我在9·11事件中无法做到的。
我在家继续和病毒抗争了几周后，最终和家人一样痊愈了。在复活节那天，我和侄女们一起出门骑行。我很久没有骑自行车了。在这美好的一天，我为骑行的无穷乐趣感到喜悦。当我看着我可爱的侄女们在我前方蹬着踏板，喜乐欢笑时，我开始哭泣，因我见证了神奇妙的眷顾和怜悯。
同时，我意识到了是神陪伴我历经了这场风暴，他是我的磐石和我的中心。9·11事件时，他还不是。当时的我感到恐惧，而现在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强烈的感恩之情。神改变了一切。
译：二欣；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God Sustained Me in COVID-19, as He Did on 9/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