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早些时候，我阅读了凯斯·希金斯（Keith Hitchens）所写的《罗马尼亚简史》（Concise History of Romania）一书，我读这本书的原因只是很想更多了解那个我曾经称之为“祖国”的地方，而且我也希望读这本书能够帮助我在和歌丽娜以及其他罗马尼亚朋友聊天的时候显得不那么无知。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共产党人在1940年代中期是如何让一群崇尚自由的欧洲人臣服于一个后来持续四十多年的极权体制的？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顺便给大家一些背景知识：罗马尼亚的末代国王米哈伊一世仍然健在。（本文写作于2014年，米哈伊一世已经于2017年12月5日在瑞典逝世。——译注）我仍然记得和老一代的罗马尼亚人聊天时，他们总能回忆起共产主义时代之前他们如何享受了二十多年的自由。要了解罗马尼亚的共产主义统治是如何结束的，你可以读这篇文章。）
题图是我的妻子歌丽娜在罗马尼亚奥拉迪亚读小学时的全班同学照片。前排左起第七位就是她，他们的后面墙上就是当时的独裁者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的照片。
共产主义是如何占领罗马尼亚的呢？我们不能忽视强权和暴力的作用，自从罗马尼亚共产党夺得政权之后，无孔不入的罗马尼亚秘密警察（Securitate，罗马尼亚语的“治安”）在把反抗降到最低这件事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但更有意思的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透过聚焦于三个领域的革命而达成目的的。在每一个领域，共产党都竭力地想要重写罗马尼亚的故事，这样他们的观念和理想才能被当作是罗马尼亚人民对自由和平等的希望和梦想。下面就是他们所做的。
为了重写罗马尼亚历史，共产党首先要对付那些对罗马尼亚的过去和现在持有不同观点的知识分子。希金斯在他的书中解释了这一过程是怎样发生的。随着革命的不断进展，知识分子们（尤其是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被边缘化，他们被“丢在一边，在职业上无法发展。”他们没有被投入监狱，但是他们被忽视、被边缘化了，这是一个逐渐的过程。
随后，在大学和其他研究机构，党委和负责人要求教职员工在思想上统一、高度赞扬现政权的伟大，并重写罗马尼亚的过去。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并没有立即因为他们的信念而被投入监狱，但是他们被噤声了。所以如果你对某个观点持有与当局不同的想法，你要付出的代价就是被排除在外，在社会事务上你不能再发言。
下一步就更戏剧化了，那些坚持“横在发展道路上螳臂当车的反动分子”，希金斯写道，“就遭到更严厉的处理。”那些胆敢批评人类与社会繁荣新愿景（即共产主义蓝图——译注）的知识分子被罚款、被恐吓，有时以煽动颠覆的罪名被投入监狱。只有一种知识分子能够在新时代生存下来：那些认可共产党政权现代化蓝图的人。
下一步，共产党专注于研究和重新诠释罗马尼亚历史。希金斯解释说：
党规定历史研究要按照苏联模式进行，于是要求历史学家们致力于证明马列主义（有的时候也包括斯大林主义）历史发展模式的正确性，因此历史研究要专注于历史中的经济力量和阶级斗争。借此，党内精英们对历史的理解，首要的乃是反映当下政治利益的需要。于是，毫不令人惊奇，罗马尼亚的过去，从达契亚（古罗马尼亚王国——译注）和古罗马时代，直到今天二战后的历史，都必须在这一基础上被重构。
在这一史学重构的过程中，被引入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重新解释斯拉夫人在罗马尼亚人种族与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也重新描述了各公国和罗马尼亚王国与沙皇俄国及苏联之间的关系。罗马尼亚历史上与西方的联系被故意弱化，这是这种新史观不可避免的结果。
当历史被重写的时候，人心也被重写了。
很遗憾，在这一革命中，历史事实和逻辑辩论不再重要，研究历史不再是为了理解过去，而是成为塑造未来的工具。希金斯继续写道：
党也竭力地打压开放、公开的对历史发展中基本问题的讨论，甚至不允许探究在某个历史时刻究竟发生了什么。只有一个历史真理，而且这一真理也常常被修改以满足党当前的需要。
为了加强新史观的影响，党控制了所有的历史研讨，并打压所有与党的历史进步观不同的人。他们是这样做的：
党自然不会把“新史观”的出现交给偶然的机运。为此，党为其目的改造了历史学家这一职业群体，对这一类的知识分子进行严密监控……历史学家被分派到不同的课题小组，对某个与党的意图相关的议题进行研究。……那些不能适应这种新的研究方法，或者厌恶这种“发现历史真理”方法的老一辈历史学家和年轻研究人员都遭到了孤立与边缘化。
随着时间的流逝，罗马尼亚的历史作品一次次地改版，以展现现政权是多么地“在本质上是早先‘进步力量’抗争的自然积累，推动了真正的人民民主和社会正义。”希金斯用加强的语气宣称：“连死人都被改造成符合他们的结论”，并进一步解释了在官方史书中罗马尼亚的英雄——如米哈伊·爱明内斯库（19世纪罗马尼亚民族诗人——译注）和卡拉贾莱（19世纪罗马尼亚剧作家——译注）是如何“在主流真理的光照下重新得到诠释”的。
还有一个挡住共产主义发展道路的团体就是教会。于是（一点都不令人惊奇地）共产党实施了一系列政策，以“从社会中清除所有有组织宗教的影响，把罗马尼亚转变为一个纯粹的世俗国家”。
为什么高层对宗教那么反感呢？希金斯解释说，因为宗教“是一套在人民整体中具有深厚根源的不同意识形态”。教会就是一个对“社会进步”“不可避免的阻碍”。
他们如何处理信徒对党所构建的蓝图所发出的质疑呢？他们扼杀了教会在政府允许的范围之外参与社会生活的一切能力。他们关闭了教会开设的小学和中学，他们也关闭了教会下属的慈善机构。
人民仍然有信仰自由，但是这一信仰自由被局限于在家中、在教堂里或者神学院里的宗教学习。宗教被看作是“个人事务”，在公共领域里毫无地位。
很多福音派和正教基督徒意识到了这些变化，并开始公开地抵制。但也有一些基督徒认为，官方的“进步精神”可以和基督教信仰共存。
查士丁尼·马林那（Justinian Marina）是罗马尼亚正教的牧首，他留下了一份喜忧参半的遗产。他一方面竭力地保护信徒免遭逼迫，另一方面也发表作品呼吁信徒“适应新时代”，并且为建造新社会而做出贡献。查士丁尼深信这样做符合正教传统，希金斯这样写道。这位牧首想要协调共产主义与基督教之间的冲突，以使两者能够互相受益。结果是什么呢？自然是共产主义得胜和基督教在社会上被边缘化，而同时，信徒的数量却在社会和政治的双重压力下蓬勃增长。
我被罗马尼亚基督徒在共产主义专制下的见证深深激励。虽然他们当中有一些与当局合作、在信仰上妥协，但是更多的人宁愿受苦也要对自己的信仰保持忠心。
“殉道者之声”的创始人理查德（Richard Wurmbrand）看到当时不少的宗教领袖屈从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并公开地赞美新社会的发展。他的妻子莎碧娜却为这样的妥协感到恶心，告诉他要“坚强站立，洗去他们泼在基督脸上的羞辱。”理查德这样做了，他勇敢地传道，因此在监狱里度过了很多年。
是什么让这些基督徒继续地对圣经忠心，并且持守他们从先辈那里领受的信仰？他们知道自己所在的是怎样的时代。他们活出了一个不一样的见证，他们没有被共产党对历史著作的修改或是对知识分子的逼迫所胜过。他们属于教会，而不属于任何政治团体，并且他们相信神将来必会为他们复仇。
今天，共产党编写的历史书和他们关于“不断进步”的幻想都被丢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而教会却在继续前进，因为教会依靠的是一本我们无法修改的圣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