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注：读者不应将福音联盟对艺术和媒体的神学批判理解为认可或推荐。福音联盟经常讨论电影、电视节目和其他形式的艺术作品，主要是因为它们有助于我们理解我们试图接触的文化。在您决定观看任何媒体节目之前，我们建议您阅读“我可以看这部电影吗？”并查看内容指南。
长期以来，“我是谁？”的存在主义思考为电影戏剧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但最近在好莱坞，人们对角色自我发现的戏剧性已经演变成一种无以复加的痴迷。“戏剧”已经不再是角色做了什么或对他们做了什么，而在于他们发现或坚持自己是谁。
当“谁”的身份涉及性、性别和种族等政治化身份类别时，情况尤其如此。好莱坞越来越热衷于突出这些故事。
然而，尽管描绘多样化角色有很多优点（这也是电影制作的巨大潜力之一），但当“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本身成为一种戏剧目的时，电影往往会受到影响。现代电影中的主人公不再是贤良淑德、令人信服、可爱或英勇的，他们往往被身份问题所困扰，令人反感地自我指认，总之很无聊。导演和编剧为了“身份政治”，牺牲了引人入胜的人物性格，使他们变得平淡无奇。
以今年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的三部影片为例：《音乐大师》（Maestro）（七项提名）、《芭比》（Barbie）（八项提名）和《美国小说》（American Fiction）（五项提名）。我发现每部影片都有值得欣赏的地方，但总的来说，我认为它们是这一趋势中令人失望的例子。表面上看，这些影片的主人公希望对人物的塑造比标签分类更丰满——这些标签包括：性（《音乐大师》）、性别（《芭比娃娃》）和种族（《美国小说》）。但到头来，他们却完全被这些分类所定义。电影将他们的人格简化为单一的维度，为了“论述”的利益而服务，而不是为了陶冶观众的情操。
这是个悲剧。之所以说它是悲剧，是因为它将人物扁平化，使其成为乏味的“观点棋子”，对人性中更有趣的层面却未加探索。但同样令人感到可悲的是，它反映了在这个社会中对身份的过度关注——以及其中简化的公式——代表了一种真正的压力和沉重的负担。与这些电影所暗示的相反，今天的年轻人需要知道，生活中最精彩的戏剧并不是在“性、性别、种族”的身份矩阵中发现和表达“真我”。
《音乐大师》的“性身份”单音交响曲当我观看网飞出品的关于伦纳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由布拉德利·库珀Bradley Cooper饰演，曾获最佳男主角提名）的“权威”传记片《音乐大师》时，我曾希望更多地了解这位著名指挥家和作曲家音乐天才的生平和本性，包括他的犹太信仰如何影响了他的艺术。我还希望了解他在美国音乐史上的地位。然而，我却只了解到伯恩斯坦的同性恋性生活，以及这如何影响了他与费利西亚·蒙蒂亚雷格雷（Felicia Montealegre，凯瑞·穆里根Carey Mulligan饰演，曾获最佳女演员提名）公开的非单一伴侣婚姻和他们的三个孩子。
从开场（我们第一次见到年轻的伦纳德与另一个男人在床上）到结束时的场景（在“惊惧之泪”（Tears for Fears，是一个英国乐团）的“呐喊”（Shout）音乐背景中，我们看到年迈的伯恩斯坦猥琐地与一名年轻的指挥系男生共舞），《音乐大师》一直专注于伯恩斯坦的性取向——仿佛这是他最有趣的一面。
库珀（同时也是本片的导演）似乎想把伯恩斯坦描绘成一个“复杂”的、多维度的、难以简单归类的谜。有一次，伯恩斯坦宣称：“世界希望我们只有一个身份，我觉得这很可悲。”然而，从影片的大部分情节来看，库珀确实希望伯恩斯坦只有一个身份：他的性取向和性生活。当库珀将影片的主题（伯恩斯坦的肉体探索）锁定在这一点上，最终使一个有趣的人物变得平淡无奇，也使故事失去了真正的戏剧性。迈克尔·德·萨皮奥（Michael De Sapio）在《保守派的想象力》（The Imaginative Conservative）杂志的评论中如是说：
“伦纳德·伯恩斯坦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的艺术，而不是他的罪和对婚姻的不忠，因为他的罪和不忠与全世界数百万可怜的灵魂相似。因此，作为一部电影的主要题材，他的罪和不忠行为毫无趣味可言。诚然，伯恩斯坦的双重生活，他悲剧性的自我分裂——婚姻美满却又追求同性情爱——以及这如何影响了他作为艺术家的公众生活，无疑具有道德和心理意义。但是，影片制作者将这一冲突置于中心位置，而轻视了伯恩斯坦真正的内核——他的音乐思想和激情，最终使影片失去了制作（或观看）的意义。”
虽然许多人认为感恩节争论的场景是《音乐大师》中最精彩的片段，但在我看来，最精彩的场景出现在库珀扮演的伯恩斯坦指挥马勒第二交响曲《复活》的终曲时，该场景再现了 1973 年伦敦交响乐团在伊利大教堂的精彩演出。场景设置在一座高耸入云的大教堂中，库珀以伯恩斯坦饱满的指挥风格，将电影的中心简短地集中在一位大师级艺术家对美学超越的追求上，而不是他无趣的性犯罪上。
不关注中心人物的性取向，也能拍出引人入胜的传记片。比如《卡波特》（Capote），菲利普·西摩·霍夫曼（Philip Seymour Hoffman）凭借该片中的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一角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虽然卡波特的同性恋身份无疑是其人物角色的一部分，但这绝不是影片的重点（影片认为作家的文学创作更为有趣）。无数其他传记片都成功地展现了迷人的人物形象，而无需描写他们的房事习惯。
虽然格蕾塔·葛韦格（Greta Gerwig）的《芭比》与《音乐大师》是不同类型的电影，但它同样关注身份政治（这里指的是性别）。影片的核心主角——芭比（玛格特·罗比Margot Robbie饰演）和肯（瑞恩·高斯林Ryan Gosling饰演），以及影片中的所有其他芭比和肯——都执迷于性别如何定义和不定义自己。他们在片中一直在与女权主义、父权制以及男女之间的关系作斗争。
肯和芭比都想打破条条框框（有时是字面意义上的），渴望超越刻板印象或消费者的期望，拥有健全的人性。但葛韦格的影片却将他们的角色扁平化，将他们的性别身份单一化，从而简单化地塑造了他们。可以肯定的是，性别是每位男人或女人生活的一个维度，而且是一个丰富的维度，但它不是唯一的维度。然而，对于《芭比》中的人物来说，这似乎是唯一值得探索的维度。
瑞恩·高斯林饰演的肯获得奥斯卡提名（罗比没有获得最佳女主角提名，葛韦格也未能入围最佳导演奖）在网上引起的轩然大波，证明了这部电影及其引发的讨论在多大程度上被固定在性别问题上。很少有人谈论高斯林表演的优劣，也很少有人讨论罗比的表演为什么值得获得最佳女主角奖。人们只知道他是个男人，而她是个女人。他们的性别掩盖了他们演技的光芒。
而在《美国小说》中，主角的核心定义不是性别，而是种族。杰佛瑞·莱特（Jeffrey Wright，曾获最佳男主角提名）在片中饰演塞隆尼斯·“蒙克”·埃里森（Thelonious “Monk” Ellison），他是一名教授和小说家，有意将自己的职业定位为“碰巧是黑人的作家”，而不是“黑人作家”。
蒙克意识到，如果他能写出富裕的自由主义读者希望购买的那种充满艰辛、边缘化的黑人故事，就能卖出更多的书，从而减轻他们的负罪感，这就是这部讽刺电影的戏谑之处。于是，他戏谑般地给自己的经纪人寄去了一份手稿——《我的帕福学》（My Pafology）——其中充满了黑人的苦难、创伤和充满口水的“真实性”。这本书最终为他赢得了迄今为止最丰厚的图书合约、著名文学奖项以及好莱坞电影改编权。
小说中偶尔会有尖锐的讽刺，但最终，它将莱特所饰演的角色——无论他多么想不被归类——简化为一个被种族分类束缚的角色。即便蒙克在工作和生活中试图颠覆人们的预期，打破刻板印象，但他的身份从根本上说还是与种族论调有关。
这固然是他身份的一部分，但我在观影后仍有许多疑问，究竟是什么决定了他的身份？是什么激励他成为一名作家？是什么定义了他的艺术？他的主要知识兴趣是什么？他人生的主要目标是什么？和《音乐大师》一样，《美国小说》也在表达，电影主角最有趣的地方不在于他做了什么或创造了什么，而在于必须定义他的边缘化身份。蒙克曾一度谴责观众对“扁平化了我们的生活”的黑人书籍的渴求。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沮丧感，但可悲的是，《美国小说》也同样扁平化了蒙克本人。
《美国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蒙克的弟弟克利夫（斯特林·K·布朗，曾获最佳男配角提名）——是个同性恋，他与妻子离婚后与男性情人私奔。和蒙克一样，我们对克利夫的兴趣、爱好或一生的事迹（除了他是一名外科医生外）知之甚少。我们对克利夫了解最多的就是：他是个同性恋。在一句悲戚的台词中，克利夫向蒙克感叹，他们的父亲在克利夫公开同性恋身份之前就去世了：“他从未了解过完整的我。”对克利夫来说，他的同性恋身份标志着他自我的完整，这是多么可悲。但这恰恰说明了这些影片中扭曲的想象力，以及对人身份的过度简化。
同样，在无数影片中，角色的性别或种族非常重要，但并不会完全定义角色。例如，在去年获得奥斯卡提名的《伊尼舍林的报丧女妖》（The Banshees of Inisherin）中，两位主角（科林·法瑞尔（Colin Farrell）和布莱丹·格里森（Brendan Gleeson）的男性性别就非常重要，因为男性友谊的脆弱性是影片探讨的重要内容。但是，身为男人并不是这些角色的唯一特征，他们也没有在银幕上花任何时间谈论这一点。
莱特是一名出色的演员，他曾出演过许多角色，其中种族是角色身份的一部分，但远非全部。他在韦斯·安德森（Wes Anderson）的《法兰西特派》（The French Dispatch）和李安（Ang Lee）的内战题材影片《与魔鬼共骑》（Ride with the Devil）中扮演的角色就是几个例子。在这些影片中，莱特的黑人肤色并非偶然或不重要，却不是决定性的特征。
像《音乐大师》、《芭比》和《美国小说》这样的电影——在身份政治的说教式毡板上，人物被扁平化为故事画板中的人物——这是一种人类学薄弱、不稳定的文化表现。在一个世俗的时代，人们对“作为人”的定义几乎没有共识，因此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变得主观。
每个人都有责任：（1）确定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2）成为这样的人；（3）以独特的方式在世界上表达出来。但这三重身份的构建与其说是一个机会，不如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正如阿兰·埃亨伯格（Alain Ehrenberg）所说的那样，它变成了一个耗尽生命（和文化，从这些电影中可见一斑）的项目：一个不断向内追求和向外表现的过程，让人焦虑不安、精疲力竭——“对自我感到厌倦”。
基督信仰提供了一种更好的方式。跟随基督就是属于基督（弗 2:13）。我们不属于自己（罗 14:7-8）。我们身上最重要、最有趣、最有生命力的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加 2:20）。这并不是说我们与众不同的身体或文化属性不重要，它们固然重要。它们只是不像流行文化让我们相信的那样是终极或决定性的。
基督徒的身份不需要不断地创造和再创造，证明和再证明。它是一种由圣灵塑造并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的身份（西 3:1-13）。在基督教中，“新我”不是我们努力争取的奖品，它是我们欣然接受的礼物。这个新的身份是最好的身份，不是因为它是以某个享有特权的种族或性别为模板，也不是因为它以某种稍纵即逝的文化记号为标志，而是因为它是“照着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弗 4:24）
译：北落师门；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In These Oscar Movies, ‘Identity’ Flattens Charact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