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谭市（《蝙蝠侠》中的虚拟地名——译注）地方检察官哈维·登特（Harvey Dent）宣称：“你要么以英雄的身份死去，要么活得足够久，看到自己成为恶棍。”
虽然这句话并非出自《哈利·波特》系列，但J. K. 罗琳（J. K. Rowling）却按着字面意思令人不安地践行了这一点。现在，这位曾经超级成功的哈利·波特之母在公众眼中的形象已经发生了变化：在本世纪初，她是一位意识形态激进、使魔法成为大众眼中正面积极形象的天才作家；2010年代，她是一位知名进步人士；但到了2020年代，她成了一个发表仇恨言论的、“危险的”仇视变性人士之人。正如我的朋友谢恩·莫里斯（Shane Morris）曾经调侃的那样：“如果有时空旅行者迷失在本世纪初，那么他可以通过询问谁恨恶J. K. 罗琳以及为什么如此厌恶她而差不多确定自己所处的年份。”
罗琳的这一意外旅程包含了许多层次。正如一个新的播客系列“对罗琳的女巫审判”（The Witch Trials of J. K. Rowling，以下简称《女巫审判》）在其标题中所暗示的那样，她现在因为与变性意识形态最边缘的两派人士持不同意见而面临的批评已经达到了遭到公开抵制的热度。该系列播客节目由前威斯特伯勒浸信会（Westboro Baptist Church）成员梅根·菲尔普斯-罗珀（Megan Phelps-Roper）讲述，对意识形态的力量、信息茧房和极权意识形态的危险以及这一代成年人所面临的言论自由特殊挑战进行了深思熟虑的思考。这一系列制作精良的播客节目引起了人们对罗琳的同情和对我们这个时代正在进行的社会革命一种清醒的困惑。
但是，像许多关于罗琳与变性活动家摊牌的故事一样，《女巫审判》节目忽略了一些重要的东西：是罗琳先开始操控两极化游戏的，并且一直处于赢家地位，一直到她在其中败北。
罗琳几乎比任何其他作家都更多地善于操控社交媒体时代固有的个人主义表达方式，来包装和销售关于她自身和她作品的叙事。在这个时代，意识形态活动家们会抵制和谴责流行文化没有符合他们想要的政治理念，罗琳的这一历史表明了迎合这种现象的危险性，以及艺术和政治话语受到这一趋势影响的危险性。
《女巫审判》播客节目的大部分力量来自它如何呈现罗琳本人。菲尔普斯-罗珀对罗琳的采访构建了整个节目的架构：罗琳所受的创伤和鼓舞人心的生活故事，《哈利·波特》系列的意外成功，以及她一开始就试图建立的进步女权主义者形象。罗琳说：“我知道作为一个脆弱的女人意味着什么，”随后她解释了她在家暴的丈夫手中所遭受的痛苦，以及她和她的孩子在逃离之后所经历的贫困和绝望，这些都塑造了她的世界观。
罗琳的故事广为人知又鼓舞人心。虽是一位单身母亲，罗琳在忍受了几家出版商的拒绝后，终于使她的《哈利·波特与魔法石》（Harry Potter and the Philosopher’s Stone，美版改为《魔法石》）手稿获得接受。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历史的一部分了。
尽管哈利·波特系列不是政治寓言，但罗琳个人生活中的主题在这套作品中显而易见：家庭中的忽视和虐待（德思礼一家），友谊的拯救力量（霍格沃茨），以及做正确事情的必要性——即便坚持很困难（面对伏地魔）。罗琳和菲尔普斯-罗珀将这最后一个主题与性别认同争议联系起来。
播客回溯了罗琳因在推特上公开支持限制变性女性（生理上的男性）进入女性庇护所的政策而遭受的尖锐批评。对罗琳来说，这种立场——不是反对变性意识形态本身（她小心翼翼地这样说），而是反对消除生理男性和女性之间在公共场所的区别——是她个人的波特对抗伏地魔时刻。
在多个点上，菲尔普斯-罗珀阅读了罗琳批评者的推文或播放了YouTube的音频剪辑。这些内容确实令人震惊：既歇斯底里又充满仇恨，是逻辑谬误和暴力威胁的眼花缭乱组合。该播客绝不回避将变性人权利运动，特别是网上的变性人权利运动描绘成极端主义。
罗琳则坚持认为，她在政治上一直开放的。她将伏地魔比作政治独裁者，并对任何想要让她闭嘴、停止辩论的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第二集中，罗琳说：
正义感完全可以和做可怕的事情混在一起。你知道，在我们认为非常可恶的运动中有大多数人，……很多、很多、很多参与这些运动的人都认为自己是站在正义的一边，相信自己是在做正确的事情，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合理的。
我想对我来说，焚烧我作品的人，根据定义（可以预见），对我来说，已经把自己放在了我的对立面、理性辩论的对立面。“我只是要摧毁我不喜欢的想法。但我不能摧毁它，所以我要摧毁它的代表——我要烧掉这本书。”在这个星球上，我不想烧任何一本书，无论哪本都不应该烧——包括我认为确实具有破坏性的书。烧书对我来说是在辩论中失败的人最后采取的一种行动。
在这里，两个事实同时成立：罗琳说的没错，压制言论而不是理性思辨对自由社会来说是有害的；与此同时，罗琳也改写了自己的故事。《女巫审判》节目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论证，即互联网现在互动的方式侵蚀了思想的自由交流，它并没有观察到罗琳本人如何也参与了这种互动。
从《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出版前后开始，罗琳就利用了不断升级的政治两极化和网络粉丝文化，在她的支持者中激起了她现在要抵制的部落主义。
正是罗琳宣布（在纽约的采访问答环节中）邓布利多（Dumbledore，小说中的大魔法师——译注）是同性恋。这消息让很多人兴奋不已，但这代表了她对自己作品一种玩世不恭的机会主义姿态。《时代》杂志的列夫·格罗斯曼（Lev Grossman）在博客中对这一消息表示感谢，但又说：“如果她真的想让邓布利多成为同性恋……为什么她不直接写在小说里？”
的确，邓布利多的性取向是在事后发布的，原著中对其只字未提。罗琳是真诚地分享她的写作时思考，还是想在没有威胁到她这套已完成作品的商业风险前提下获得一个政治卖点？
这不是唯一的例子。可以说，罗琳比任何其他小说家更能利用社交媒体来塑造她的公共政治形象。她曾称唐纳德·特朗普“比伏地魔还坏”，将苏格兰独立的支持者比作凶残的食死徒，并引用自己小说中的角色来为政治左派观点辩护。虽然罗琳在播客中的采访表明她是一个努力追求善意争论和开放思想的人，但她的记录是：她具有和她的批评者一样的意识形态。
为什么会这样呢？有趣的是，《审判女巫》系列第三集中讨论了互联网所扮演的角色，不仅在变性运动中，而且在哈利波特的粉丝世界中都是如此。菲尔普斯-罗珀煞费苦心地描绘了网络粉丝的成长过程，并观察到在故事中成长起来的、最有激情的一代人也是最早接触网络的一代。这不仅导致哈利·波特迷中友谊中强大的网络效应，而且还导致罗琳亲自参与到许多这样的网络互动中。
而这里就是性别革命和罗琳自己的故事交汇之处。社交网络使罗琳将自己和她的故事作为进步的图腾，而社交网络则是培养和武装变性意识形态的工具。数字技术使我们两极分化的力量是其固有的力量。通过一种虚拟的、不用亲身相交的方式，并通过赋予我们策划和控制我们对世界体验的权力，这项技术提供了一种创造自我的幻觉。
罗琳的故事表明，社交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当我们创造的“自我”得到我们试图接触的观众青睐时，它就会服务我们。但是当我们塑造的自我与这些观众格格不入时，社交网络的力量就会对我们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因社交网络而活的，也会遭到社交网络的反噬。
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在他的《娱乐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一书中写道，电视不仅给观众提供了一个舞台上的世界观，而且由于其本质，它还建议了真实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波兹曼认为，随着电视“重塑”世界，现代人开始期待他们的信息、他们的对话，甚至他们的宗教将更多地披上娱乐的外衣。
正如我在即将出版的书中所写的，在线技术也同样“重塑”了世界。随着我们的心被互联网的能力和价值所束缚，我们开始期待离线世界——我们的政治、我们的关系，甚至我们的身体——变得无限地可定制。而当事实不服从我们的塑造时，我们对这些现实的反应就像我们对屏幕上不想要的东西所作出的反应一样：试图抹去或忽视那些挑战我们的东西。
当然，使在线技术如此有价值的是它如何将我们彼此联系起来。这就是《女巫审判》系列所说的，哈利·波特系列年轻粉丝们的状态：这些故事在他们心中激起了一些东西，而互联网帮助他们找到了与这些故事同样产生共鸣的其他人。这就是为什么罗琳（根据她自己的证词）开始进入这些网站和社区论坛的原因，无论这些论坛是官方的还是匿名的。看到她的书是如何安慰和愉悦了这么多人，她感到非常激动。
然而，我们可以看到罗琳和她的粉丝如何被吸进数字两极化的漩涡中。罗琳重新塑造了自己，并重新解释了她的故事，以便更好地与新兴、进步的一代人打交道。她的粉丝将这些故事作为他们自己的身份追求和政治信仰的寓言，其中一些人最终接受了变性运动的自我创造叙事。
J. K. 罗琳从英雄到反派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关于政治风向变化的故事。它是一个关于表现型个人主义、技术和后基督教世界中个人叙事冲突这种不可避免性的故事。
罗琳的跌宕起伏提醒基督徒：如果脱离了原则，个人权利的语言就变得毫无意义。捍卫弱势群体并不是一种自我英雄化的消遣。它是一种植根于超验真理的美德：按照神圣造物主的形象创造的所有人类都有内在价值。罗琳和西方的政治进步主义不足以在一个数字解构的社会中保护女性。
但它也提醒我们，我们使用的工具可能正在使用我们。在我们的后基督教时代，屏幕不仅仅连接我们，它们也在教导我们。我们依赖非实体的技术来创造我们想要的信息或运动，正在以我们并不总能理解的方式塑造我们的信息和我们的运动。
对J. K. 罗琳来说，这已经是一个超过十年的教训了。
译：DeepL；校：SMH。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How J. K. Rowling Played, then Lost, the Polarization Ga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