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应该算是贾斯汀·吉博尼（Justin Giboney）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之一了。
他从政的第一步非常成功：几乎是由于一时兴起，他加入了一个团队，这个团队的目标是帮助一个鲜为人知的政治家卡西姆·里德（Kasim Reed）竞选亚特兰大市长。这次选举让吉博尼获得了地区检察官的工作。2012年，他被选为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在那次大会上奥巴马再度获得总统的提名。
“我很兴奋能去参加那次大会，大会的会场和装饰都很棒。”他这样告诉TGC。他看到自己的努力工作如何在当地的政治生态中发挥影响力，因此他非常渴望成为更大运动的一部分。
“但是，这次大会接着就是否将‘上帝赋予的权利’这个用语是否保留在政党纲领中进行了投票，” 吉博尼说。“投票是用声音进行的（即用投票者的声音大小表示同意/反对的人数多少——译注），很明显，想把这句话干掉的人声音更大。”
这让他顿了顿，因为吉博尼爱主。他不确定自己是否应当投身于一个迫不及待要把上帝踢出去的政党。
“再后来，同性恋婚姻又成了一个问题。我以为我们会对这个问题进行投票，按章程应该这样。”他说。“每天都有人为这个议题进行辩论，每天我都在想，‘好吧，我们明天会投票。’结果在最后一天，佐治亚州民主党的主席说，‘嘿，因为没有人反对，我们就把它直接放到政党纲领里去。’”
吉博尼马上就知道，这些州党领袖在逃避投票，因为更多传统的非裔美国人可能会投反对票。“我们是有点被迫接受这些的，”他说。他发现此举不仅不尊重代表们，也不尊重投票给他们的选民。
“我回家的时候很失望，”吉博尼说。但这位前大学橄榄球运动员不是一个坐以待毙的人。他开始寻找他认识的任何一个基督徒和对政治感兴趣的人。他们一起在他的教会见面，互相鼓励，在这个靠着对人的恐惧而运行的领域里敬畏上帝。
其中有两位是TGC理事会成员：约翰·翁武切库（John Onwuchekwa）和嘻哈乐手巴拉卡（Sho Baraka）。“特别是约翰，他给了我一个我以前没有的神学视角的深度，”吉博尼说，他刚在亚特兰大的改革神学院（RTS）注册成为学生。“我开始意识到，我必须深思熟虑地把圣经原则应用于我这种政治家的角色。”
2015年，吉博尼、巴拉卡和安琪儿·马尔多纳多（Angel Maldonado）开始了AND运动，该运动旨在将信念和怜悯结合联系起来。他们设定了一个你在任何一个政治大会上都找不到的纲领：反堕胎、支持社会安全网（即社会福利——译注）、支持传统家庭观、支持刑事司法改革。这一运动的目的不是支持某个立法、某个候选人或某个司法裁决——AND不做这些，而是“将两党的基督徒都联合在这些问题上。”
AND运动虽然在政治立场上倾向于左翼，但已日益成为对两党不满基督徒的共同空间。2017年，吉博尼辞去了日常工作，全职为AND工作。2020年，AND发起了一个名为“祈祷与行动”（Prayer (&) Action）的社会公义项目，为低收入教会筹集了130万美元，以帮助这些教会度过新冠疫情危机。7月，吉博尼与两位合作者迈克尔·威尔（Michael Wear）、克里斯·布特勒（Chris Butler）一同出版了《怜悯与信念：AND运动如何指导忠心的公民行动》（Compassion (&) Conviction: The AND Campaign’s Guide to Faithful Civic Engagement）一书。
“贾斯汀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突然走红，”AND执行董事会成员科里·波特（Kori Porter）说。在过去的三个月里，AND在Instagram上获得了4万名粉丝，其地方分会从5个增加到10个，也就是翻了一番。“我非常敬佩他的性格和敬虔——他所主张的正是他活出来的。”
“贾斯汀拥有一套独特的技能，”改革神学院埃德米斯顿圣经与族裔研究中心（Edmiston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the Bible and Ethnicity）主任凯伦·埃利斯（Karen Ellis）说。当AND的想法刚刚开始在吉博尼的脑海中搅动时，凯伦就认识了他。“贾斯汀在知识上的诚实、受教和自我反省的意愿，以及他在学术、政治和圣经学习上的谦逊等等这些品质在那些追求神学创新的人中往往是缺失的。他的这些特质当时就打动了我。”
吉博尼在丹佛长大，他的爸爸在市水务局工作，妈妈在地区交通系统工作。他是个认真的孩子，喜欢体育比赛，也喜欢阅读政治传记。
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曾想从事法律工作，但一直没有机会，所以从小吉博尼就知道自己长大后要做什么。1999年，他高中毕业，因橄榄球上的出色表现而得到奖学金前往范德堡大学读本科。4年后，他进入该校法学院学习。
吉博尼毕业后在亚特兰大从事医疗事故上的法律辩护工作。一切都非常完美：他做着他从小就想做的工作，赚着高额的薪水，和一个漂亮的女孩约会，和一群他在法学院认识的朋友混在一起。“我真是太幸运了，在那个竞争激烈的空间里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他回忆说。
唯一摇摆不定的是他的信仰。他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他的爷爷是一名宣教士。但“我上大学的时候，没有人教导我如何捍卫信仰，”他这样告诉福音联盟。他选修了一些神学课，但都是自由派的，他没有得到任何答案“来回应对信仰的挑战”。别人告诉他的是：“只要你是个好人，为社会做点好事，你就可以做其他你想做的事。”
对于一个顺利地读完书、找到高薪工作、谈恋爱和打橄榄球的年轻人来说，这样的信息无疑让他的生活很容易。
当吉博尼和他的朋友们出去玩时，他们常常讨论两件事：运动和政治。
“我们常常谈论政治上发生的事情，”他说。“然后有一天，我们就想到，‘为什么我们在政治问题上像学究一样？我们只是坐在这里聊天。但没有什么阻止我们参与其中。’”
于是他们就这样做了，以一种法律专业人士的姿态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他们研究了每一位亚特兰大市长候选人，一共有六位。然后他们给每一位候选人写了一份备忘录，告诉他他们发现了什么。最后，他们选择了乔治亚州参议员卡西姆·里德（Kasim Reed）并加入了他的竞选团队开始工作。
“他在民调中的支持率大概只有1%，”吉博尼说。但他一点都不害怕，“我们就出去一户一户地敲门。”朋友们不断出现，帮助分发竞选资料、竖立标语、打电话，布置集会。这些支持者是如此知道，以至于他们甚至帮助了里德准备辩论，并在他无法参加的活动中代表他发言。
“我并没有想改变世界，”吉博尼说，至少刚开始他的动机并不那么大公无私。
“我还记得毕业后第一次和朋友看橄榄球比赛，当时我意识到我再也没机会打橄榄球了，”他说。“那是很痛苦的。我一直在寻找能给我带来同样冲动的东西。”
他在政治中发现了这一点，政治活动和体育比赛一样要求付出辛勤的工作和强烈的专注，一样可以带来类似的胜利。但与大学橄榄球不同的地方是，橄榄球规定裤子必须盖住膝盖，开球前90分钟至少要有三名官员在场，球衣上的宣传贴片不能超过2¼英寸，政治上的规则远没有这么精确。
“我很早就学会了，你要通过做别人不想做的事情来提升自己的地位，”吉博尼说。“有时候就是一大早起来，在没有人的时候就到那里。这也可能意味着愿意做一些下作的事情，不一定要公平对待对手。”
他还记得自己是《亚特兰大宪法日报》（Atlanta Journal Constitution）留言板上的第一个键盘党。当时他的留言往往把真相、假话，还有随便什么能找到的东西都丢到对手头上。我现在发言非常谨慎，而且也注意文明和礼貌，但我起初并不是这样做的，以前的我认为不管怎么做，能赢就好。
最后，卡西姆·里德在亚特兰大市长竞选中以加时赛的方式侥幸获胜——他在第二轮选举中以不到1%的优势击败了玛丽·诺伍德（Mary Norwood）。里德给吉博尼提供了一份该市检察官的工作。
竞选结束后，匆匆忙忙的感觉消失了。一两年后，吉博尼对自己自由散漫的生活方式感到沮丧，他知道自己伤害了周围的人，也没有按照自己该有的方式生活。
于是他开始去教会。他也和女友订婚了。他开始了一个缓慢的、试图将信仰和政治联系起来的过程。
“我逐渐发现自己不那么自然地想要在论坛上攻击对手了，”他说。有一次，在帮助一个成功的竞选活动后，他遇到了被击败的对手，问她过得怎么样。“我过得还不错，毕竟不用在乎你说什么了。”她告诉他。
“我可以看到她的表情，我发表的那些（评论）大大影响了她，”吉博尼说。“我当时想，嘿，伙计，你都在干些做什么？”
他不想完全离开政治，但他确实想找到一个更好的方式。“我没有看到很多基督教政治家在致力于让自己的政党观点更加符合基督的期待，”他告诉福音联盟。“我确信有很多基督徒政治家，但我没有清楚地看到他们。在职业上我有一些伟大的导师，他们都做的很棒，但我一直没有看到明确的信仰联系。”
大约就在那个时候，吉博尼听说在资源不足的西区有一个名为“房角石”的新植堂开始聚会了，于是他寄去了一笔捐款和一封邮件：“我是一个本地基督徒，我很愿意用任何我能够做到的方法帮助你们的教会，请让我知道我可以如何服事你们。”
那间教会的植堂牧师之一翁武切库给他回信说：“我们找个时间喝杯咖啡吧。”
翁武切库向吉博尼介绍了改革宗神学（“那时候我甚至不知道那些标签”），介绍了C. S. 路易斯，以及G. K. 切斯特顿。“我们并不是在任何事上都获得了一致，但那次见面对我获得不同的观点非常有帮助，”吉博尼说。“我以前从来没有把我的神学放在信仰中。”
他开始明白，“我们必须将圣经的原则应用到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上。过去这是我的一个盲点，我的信仰与工作是脱节的，那时我终于醒悟过来。”
吉博尼不断摸索着前进，他在教会里与八到十个基督徒（包括翁武切库）组成了一个查经小组，谈论信仰和政治。他们学习了信仰上不妥协的但以理，也学习了用真诚且有说服力的修辞来传递信息的保罗。
“贾斯汀是个很主动的人，”AND运动联合创始人巴拉卡说。“当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认为今天有一个我们可以信任的具有圣经价值观的民主党领袖吗？他给我的表情就像刚给我丢了一个作文作业，并希望在接下来的20分钟内写出三页纸。”
巴拉卡笑了笑，但知道吉博尼这样做是有原因的。“他需要同类人，他不信任很多政治家。”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一起，“我们的勇气也在增长，”吉博尼说。“我们知道自己并不孤单。”
他记得有一次民主党会议谴责最高法院的决定，该决定允许Hobby Lobby等家族控股的公司申请宗教豁免。当时是允许该企业申请豁免在医保中包含某种有争议的避孕方式。
“当时民主党人几乎要拔掉他们的头发，气的发疯了，”吉博尼说。“我是一名律师，我知道这不是他们所想的那样。”他做了一些研究，在会议上，他和他的朋友们开始举手，试图纠正大会主持人的措辞。
“会议结束时，人们质疑我们的问题比质疑领导的问题还多，”吉博尼说。“他们很惊讶，这儿居然有基督徒，而且基督徒帮助他们获得了更准确的信息。”
吉博尼的团队开始把这些碎片拼凑起来：既然上帝是一切的主宰，那就意味着没有任何政治决定或政策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这一切对他来说都很重要。
而通过提供全面的信息和彰显恩典，有勇气的基督徒可以影响舆论。
2015年12月，吉博尼、巴拉卡和安琪儿·马尔多纳多开始了AND运动。
“他们没有采用已有的政治语言，而是创造了自己的口号和自己的概念。”埃利斯说，她看着这些计划在无数次的谈话中走到了一起。她喜欢这样。“我们应该是这样的一群百姓：基于耶稣的生命、死亡、复活，和荣耀从事政治。我们的政治应该基于定义我们身份的基督叙事。”
因此，AND的领袖们没有取用任何一个政治平台上的语言——“两党都把问题框定在不完整或不诚实的叙事中，” 吉博尼后来在与威尔、布特勒合著的《怜悯与信念》一书中这样写道。因此，AND运动用自己的方式来叙述他们想要表达的故事。例如，他们的贫困和经济流动性声明支持强大的社会安全网、工作的尊严，也主张透过公私合作来服务那些有需要的人。他们的移民改革声明一方面主张政府有责任监控边境，也支持欢迎难民。
“《圣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吉博尼说。“我们必须诚实地对待圣经直接谈到的东西，也诚实地谈论我们可以不同意的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AND运动反对堕胎、支持宗教自由，但对税率或最低工资没有立场。
自打一开始，埃利斯就认为AND运动有这个潜力帮助教会对公民责任进行更批判性的思考。她很欣赏吉博尼的法律背景和所受的政治训练。而且她非常喜欢他敢于批判自己所属的民主党的勇气和能力。
“这表明一个人愿意钉死自己的肉体、放下自己的偶像，”埃利斯这样告诉福音联盟，“这是保持一个想法或运动不成为偶像的关键：一种愿意做自我评估的态度。”
在当今政治的两极分化被夸大的情况下，许多人——甚至是基督徒——都在寄希望于民选官员或法律来拯救种族主义和堕胎等罪恶。“我们用文化代替了基督，”埃利斯说。“这是一种自然主义的思考方式（creaturism），甚至连教会也这样。我们想根据我们的想法定义这个世界。”
依靠你的政党来让这个世界变好，就像崇拜一个你能看到的金牛（而不是看不见的神）一样简单。
所以吉博尼开发了一种方法来省察自己和他的团队。
他会从一个问题入手，例如堕胎、同性恋权利，或移民，或一些新闻或法庭上发生的事情，然后他会问他的团队，在这个故事里哪里需要怜悯？
对于考虑堕胎的女性来说，怜悯是在乎她所感觉到的无望，因为贫穷、虐待或社会流行的谎言都告诉她结束妊娠是她唯一的选择。吉博尼的团队将讨论她可能对上帝的看法，以及她对育儿、教育或高薪工作的选择（或缺乏选择）。他们试图了解为什么她会以她的方式看待事物。
然后吉博尼会问：真理是什么？圣经怎么说？
答案是：这位女性和她肚子里的孩子都是神创造的（诗篇139:13-16），夺取一个无辜的生命是错误的（出20:13）。而且中止她的怀孕并不能解决她的问题，只会增加她的痛苦和罪恶感。
因此，对处于绝望境地的孕妇真正的怜悯，不仅仅是阻止她周五下午去堕胎。也是将她与孕妇中心、与当地教会、与一个会爱护她实际需要的信徒群体联系起来。这样不仅为她找到了保住孩子的方法，还让她认识了耶稣，找到了稳定的收入，看到了未来的希望。
让怜悯超越表面所看到的问题，使其走向更深的信念，这是吉博尼和他的团队想要看到的更厚实有力的怜悯之路。
“我们先分开来理解（同情和信念），然后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因为这就是福音的方式，”吉博尼说。“它们不是割裂的。它们互相喂养。”
AND运动在进入第一个年头（2016年）之后，美国日益增长的政治分歧不但变得尖锐而且开始令人愤怒。当他向更多人解释AND的愿景时，“基督徒很喜欢。”他说。但他的政治伙伴们很困惑：他是想建立一个民主党的左翼竞争对手吗？为什么他不能把自己的力量拿来支持民主党？
“他们缺乏道德想象力，看不到它将来可以变得和现在的方式不同，”吉博尼说。他不想因此变得灰心丧气，所以他把关于AND的分享限制在基督徒圈子里，“你无法仅仅用语言解释它，你必须向人们展示你想要的结果。”
2016年，吉博尼再次竞选想要获得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在演讲中，他强调要关怀寡妇和无父无母的人、帮助那些贫穷的人，保护未出生的人，并坚持圣经的性标准。他以100多票的优势胜出，但他的一位导师认为他是政治自杀。
“有人这样说，我并不感到惊讶。”吉博尼说。“我已经计算了成本。我当时想，‘嘿，我必须这么做。’”虽然他是希拉里·克林顿的代表，但他并不支持她，而是作为“抗议代表”去参加大会。
“我想这很明显，民主党不是我的‘部落’，”他说。你可以说他是民主党圈子里的人，但不是民主党的人。
埃利斯把他和但以理相比。“当你所反对的政党上位时，你希望那里面有一个但以理，他可以向那些反对你的人代表你的利益。你应该希望在所有的政党中都有但以理，在那些政策中播种有生命力的思想，而不是破坏生命的思想。”
2016年，吉博尼首次在门徒大会（Legacy Disciple conference）上发言。2017年，他在公正福音会议（Just Gospel Conference）上发表演讲。“我从2016年一年有几次演讲，到现在每月三四次以上。”他说。
2018年，亚特兰大和芝加哥成立了AND的地方分会，随后又在达拉斯、纽约市和华盛顿特区成立了分会。
然后是2020年的夏天。AND的Instagram粉丝从1.5万左右飙升至近5.6万。如此多的人对他有兴趣，到了明年年初，查尔斯顿、纳什维尔、孟菲斯、休斯敦、旧金山、洛杉矶、堪萨斯城、罗利和丹佛的地方分会都将开始。
这并不意味着增长是容易的，AND在社交媒体上受到了很多人的攻击，指责他们虚伪、支持暴动、太过左倾。在线下，AND也受到压力，要求他们明确支持或拒绝“黑人的生命很重要”或民主党等组织。
“我们有过一些紧张的经历，有的分会觉得我们要么太左，要么太右。”巴拉卡告诉福音联盟。
还有，总有人希望AND告诉他们该投票给谁。
“我们不相信在选举中，有一个候选人是所有基督徒都需要投票的，”威尔说。“我们更专注于确保基督徒，无论他们投票给谁，都是以基督徒的身份，带着基督的怜悯和信念投票。”
吉博尼希望AND成为如何以圣经的方式参与政治的典范。
“我们希望将两党的基督徒聚集在一起，讨论圣经问题，”他说。“最终，我希望基督徒看着我们说，‘看哪，这就是一个信心框架该有的样子。’”
译：DeepL；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Justin Giboney's Both/AND Politic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