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处于一个令人震惊的普世性精神健康危机中，这已不是什么秘密。
药物滥用和精神健康服务管理机构（Substance Abuse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dministration）在2020年发表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每年每五个美国成年人中就有一个经历过精神疾病。2021年，儿科医学界的全国性专家宣布“儿童精神健康已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为了避免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仅限于美国的问题，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数字也是如此，据报道，全球约有五分之一的儿童和青少年患有精神上的疾病。
五分之一的成年人，五分之一的儿童。这些人在我们的家庭中、邻舍中、学校里、教会里，也在我们派出去的宣教士当中。
精神疾病不分国界，它影响到全球许多宣教士。可悲的是，这些宣教士中有许多人默默地承受着痛苦，他们的精神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帮助。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虽然我不能解决每一种情况，但我想列出宣教士的精神疾病没有得到解决的四个常见原因，然后为如何服事受苦的宣教士提供建议。
现实情况是，牺牲和受苦的故事很有市场。它们能软化人心、激起共鸣，并打开钱包。我曾与无数的宣教士交谈过，他们感到压力很大，要“微笑，保持平静，看起来很忙”。
让我挑战你一下，从你收到的宣教士邮件里，能不能找出一封没有提到他们忙碌的报告？你能不能找到一个教会、宣教机构或者支持者，没有公开或隐晦地鼓励宣教士忙碌？我们都很自然地想要得到好处，我们希望有异国情调的故事，我们想证明我们的宣教经费得到了很好的使用。而宣教士也学会了尽职尽责地配合，脸上挂着笑容，用乐观的邮件详述事工的胜利。
这是一种基督徒文化，我们把宣教士放在最高的宝座上。不幸的是，对于那些感觉有点摇摆不定的人来说，宝座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地方。但是，也许比在宝座上挥舞白旗挣扎的宣教士更悲惨的是那些默默地站在精神疾病带来的痛苦中，害怕成为下一个倒下英雄的人。
想象一下吧。一个36岁的三个孩子的父亲已经在宣教工场服事了10年。他和妻子在神学院毕业后几个月就作为新婚夫妇移居海外开展事工，他的人生计划和职业轨迹一直都是宣教植堂。但是现在，他患上了严重的焦虑症，他的家庭正在濒临崩溃。然而，他最担心的是，他们的宣教差会将从别人口中听到这件事情，老板会听到风声。这样，差会就会认为他们家庭不适合继续留在海外服事。他将失去工作，实际上无处可去。所以他宁可保持沉默，默默地忍受，不接受诊断、不接受治疗。
当宣教机构将宣教士派往全球各地资源匮乏的地方时，存在明显的风险。为了减少这些风险，并保护宣教士、当地人和机构，很多宣教差会设立严格的筛选和心理健康报告程序，以确保他们派出去的宣教士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都健康。这是必要的，也是好的。然而，如果机构的期待是让宣教士自己直接向他们的管理者报告自己的健康问题，而得到的帮助也会主要来自负责人，一种不信任、恐惧和保密的文化就会随之产生。
即便出于最好的意图，如果精神疾病临到，保护宣教士的架构也可能无意中造成伤害，特别是当宣教士担心可能失去他们的事业、家庭和事工梦想时。
当精神健康出了问题时，最好的护理方法往往涉及治疗，有时是药物治疗，也总会包括自我护理和社区。然而，移居海外可能会使人无法获得这些资源。
即使在这个广泛使用网络远程会诊的时代，像法律障碍、不稳定的互联网和经济负担等因素也会使它变得遥不可及。同时，在许多国家，药物的可获得性是个谜。在一些处境中，自我护理的途径和资源是有限的，“享受自然，锻炼身体，花时间和朋友在一起”的建议在一个高度不安全的城市中可能是无法获得的。我们也不要忘了我们在未得之地的许多宣教士，在那里没有地方教会或其他信徒在他们受苦的季节与他们并肩作战。
慢慢地，精神疾病对已经捉襟见肘的宣教士来说，会带来成倍的艰难。
关于文化冲击的经验，已经有很多文章了。当那些新鲜的、满怀盼望的宣教师去到海外时，我们应当期待他们会遇到文化冲击。但较少讨论的是近乎持续地暴露在文化压力和不可预测的条件下所产生的累积效应。
当我们家第一次去到海外时，我丈夫和我把这称为“滴水的水龙头”。我们的生活压力并没有如洪水般涌来。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又一个小的文化问题、一个不方便的停电、以及一个时机不对的寄生虫病，这些不断滴下的水会慢慢耗尽我们。
尽管有着这些挑战，我们同时感受到作为在世界最贫穷国家之一的中部过着优越生活的外籍人士与当地人有着认知上的不协调。在悲痛和死亡的包围下，我们为一开始就为感到压力而感到内疚。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当地那些经历更大创伤的人那么糟糕。
无论宣教士面临的是稳定的文化压力，还是重大创伤打击带来的万丈波涛，如果他们与精神健康作斗争，我们都不应该感到惊讶。当然，宣教士应该准备好承受痛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应该默默承受，而且这也不能成为我们缺乏认识、关注或同情的借口。
作为支持者，我们应该记住宣教士代祷邮件背后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我们应该问一些富有挑战的问题，例如：“你与基督同行的情况如何？”“有什么事情没有写在代祷信上”“最近有什么感觉具有挑战性？”“你得到了很好的支持吗？”而且我们不应该拖延，而应该促使他或她尽快获得帮助。我们可以鼓励休息，给出度假所需的金钱，并使整全的事工生活正常化。
作为差派教会，我们应该记住，我们的工作不会因为宣教士得到了差派而结束。我们应该继续关心、继续牧养，即使这意味着跨越国境、在我们的工人最痛苦的时候与他们坐在一起，即便这意味着在他们意外返回美国时提供住房。
作为差派机构和教会，我们应该扩大获得独立辅导的机会。我们可以提供并非来自主管的支持渠道。我们可以提供经过审查的辅导员名字，并补贴通常令人望而却步的费用。我们不应该只对问题做出反应；相反，我们可以在危机到来之前促进预防性的护理。
如果你是关心宣教士的教会成员，我们可以通过公开和频繁地谈论精神健康来消除它的神秘感。坚定不移的支持将推动我们前进，而遥远的耳语则永远不会有什么果效。那五分之一的人配得我们这样做，我们的宣教士也配得我们这样做。
译：DeepL；校：SMH。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Demystify Mental Health for Missionar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