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福音派文化所凸显的是一种完全混淆了教会本质的现象，这也进一步导致一种对宣教使命本质同样十分关键的混淆。

尽管一个西方的宣教士，当他翻越崇山峻岭，千里跋涉到一个遥远的村庄时，也许必须将他的PowerPoint演示文稿、铺着地毯和有空调的礼堂抛诸脑后，然而使教会成为教会的一些重要元素——即和圣经有关的事项——却会直接立即地转移到任何的文化当中。

在过去，绝大多数在神学上保守的宣教士被差派出去，都是从事教会植堂、领袖训练，以及圣经翻译。但这种情况已经不复存在了。今天，越来越多被差派出去的新一代宣教士，是把他们的宣教焦点放在社会服务与救助上，而教会和福音只被当成神学上的附属品，被附加在这些社会服务上。事实上，我在非洲二十年作为一个宣教士的经历，已经看到福音派的宣教事业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移，离开了我所谓的“使徒行传的宣教”，转向了社会改革的工程，或社会服务的使命。

这种现象丝毫不令人感到意外。今天一些主导福音派关于教会和宣教使命的对话的深具影响力的声音，正在提倡一种新的宣教使命：平安（Shalom）、社会公义，或善行和人类繁荣的福音。而新一代的福音派人士——年轻的、躁动的、改革宗的——似乎已经接纳、并热情地拥抱“社会的进步发展”（Social Upliftment），以此作为他们最主要的宣教策略。绝大多数在这个观念下产生的福音派宣教士，他们会同时重视教会和福音，但是在多数情况下，他们似乎把教会主要当作一个平台，借由这个平台，他们可以经营他们最偏爱的社会服务计划。作为一个在前线（原文是：在枪矛的最尖端）已经事奉救主超过二十年的宣教士，我对这些变化特别感到忧心忡忡。

新约的使徒是基督所指派的，也是基督所训练的、对耶稣大使命的解读者。然而对我来说，在现代福音派人士仓促匆忙地从事社会行动的宣教使命中，使徒对耶稣向世界传福音的大使命的定义和实践，似乎却经常被他们所忽略。

我相信使徒行传应该严格地塑造我们对宣教的方法。尽管没有人会说使徒行传在宣教的事情上，是绝对的规定（Absolutely Prescriptive），但是它必然不能被视为仅仅是描述性（Merely Descriptive）的。简言之，使徒对基督的大使命的解读是一个永恒的、确定的、具有权威的解读（弗2:20）。他们作为受基督所教导的、对大使命的解读者，他们的所作所为，为我们奠定了教会中任何时代的宣教努力的分道线（Lane Markers）。而当福音派教会从以宣讲（福音）为导向的宣教，转移到以社会行动为导向的宣教时，我怀疑我们难道不是在跨越车道、跑到对面的马路上，而不是直直地走在我们自己的车道上？

当前介于以宣讲为导向的宣教和以社会行动为导向的宣教之间的拔河比赛，并不是新的战争。然而，在最近几年中，福音派内的几个主要声音，都热情地提倡社会行动的宣教，包括著名的福音派人士，例如约翰·斯托德和提姆·凯勒。实际上，斯托德在几十年来都催促教会要同等地采取社会行动和福音布道，在成就大使命上，要成为旗鼓相当的伙伴。好几年以前，斯托德曾经写道，“它们就像剪刀的双刃，或飞鸟的双翼。这种伙伴关系，在耶稣的公开事奉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来，祂不仅宣讲福音，也喂饱饥饿的人，医治生病的人。”近一点来说，凯勒在提倡社会行动中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内勒（Peter Naylor）如此总结了凯勒的观点：“凯勒的主要论点是，教会在这个世界上具有双重的使命：(1) 传讲福音，和(2)施行公义，这包括社会和文化的转化和更新。”

斯托德和凯勒为教会所绘制的路线要冒很大的风险。基本上，他们是说，“我们要让福音保持其优先性，并且让社会服务成为教会的焦点；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社会行动也是福音。”就纯理论来说，这是对上帝的道和上帝的作为的一种崇高的融合。然而，在本质上，当我们越是挤破头，想要进入到社会行动的领域里，我们就越是会接近一个地方、一个不再具有基督徒特色的社会参与的地方，甚至到某个地步，社会参与会开始取代、排挤掉基督徒的特色。

在1990年代，斯托德承认他这种双重强调的危险：“我的批评者主要的担忧似乎是说，宣教士会偏离正路。”事实上，我相信这种担忧是完全合理的，也一再被证明的确是如此。今天，许多教会和宣教委员会似乎很少会注意到着重社会服务的宣教士，和着重圣经翻译、神学训练、教会植堂和福音宣讲的宣教士，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和有多大。明天，我会把我对社会服务作为宣教的一些顾虑发表出来。

译：骆鸿铭；校：改革宗出版社。原文刊载于The Cripple Gate网站：Missions: ecclesiology with a pass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