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分析家亚伦·雷恩（Aaron Renn）指出，2014年是我们脚下的土地发生激烈变化的一年，我们从一个对基督教基本持“中立”态度的社会转变为“负面”。雷恩并不是唯一指出这一文化变迁的评论家，澳大利亚牧师和公共神学家斯蒂芬·麦卡尔平（Stephen McAlpine）认为这是一个“基督徒成了坏人”的时代。

许多年轻的福音派基督徒现在感到迷失——认识到我们脚下的土地已经发生了变化——并得出结论：在我们迎接这个新时代的挑战时，我们不能再依赖我们上一届参与文化战争的祖父母或试图参与文化的父母的策略。

在前一篇文章里，我追溯了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文化斗士到“文化参与”的变迁，再到新宗教右翼的崛起。几天前，我又在专栏中探讨了为什么许多右派人士敦促采取更加对立和好斗的政治进路，拒绝使用“温和”和“深邃”这样的理想模式。

福音派的三个世界

今天，我想从亚伦·雷恩在“要事第一”博客上发表的文章中提供的分类法开始，这篇文章题为“福音派的三个世界”（"The Three Worlds of Evangelicalism"）。他描述了美国世俗化叙事中的三个不同阶段。

• 积极的世界（1994年以前），当时社会对基督教保留了大部分积极看法，因此作为信仰团体的正直成员会带来社会益处。基督教的道德规范指导着社会。
• 中立世界（1994-2014）是指社会对基督教采取中立的立场，既不偏袒也不厌恶这种信仰。人们可以信（也可以不信），这都不影响社会地位。基督教的道德规范保留了残存的影响。
• 负面世界（2014至今）描述了社会的现状及其对基督教的负面看法。成为一个传统的基督徒对他人是有威胁而不是有益的。基督教道德被看作是有害、压抑、对公众有威胁的。

2014年以来的文化变迁

30多年来，许多福音派领袖对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传统宗教右派过度追求权力的行为要么不屑一顾，要么嗤之以鼻。但现在，年轻一代正在对那些寻求无党派、非政治化的文化参与方式的牧师们说“你们是好人，但那是行不通的，”他们说，“这个世界对有信仰的人的敌意越来越大。规则已经改变。”

雷恩指出，自2014年以来，我们社会的风向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对传统基督教信仰有了很深的敌意。麦卡尔平在定位我们的文化从对基督教“冷静的不感兴趣”到“为敌的兴趣”时，也指出了这一时期的变化。以高等教育为例；30或40年前大学框架中存在的对基督教信仰的敌意现在已经成为主流思想，所以人们普遍认为“基督教是文化毒瘤，我们需要甩掉它，在后基督教的西方找到一个新的方向，引导我们获得基督教承诺了但无法实现的自由。”

快进到今天，许多人认为任何通过“温和”赢得他人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政治策略。现在是像蛇一样灵巧的时候了。新宗教右派并不关心是否在“文化精英”面前显得“深邃”，他们更想赢得政治斗争。

对这个阵营中的一些人来说，他们的目标是为基督徒保留空间，让他们按照自己的信念生活。对其他人来说，则是要看到基督教的道德观再次成为社会主流。无论哪种情况，在此刻爱我们的邻居的最好方式不是“置身事外”、只关注如何在巴比伦存活下来，而是要促进有助于公共利益和结束不公正法律的政治计划。因此，公共神学必须正面对抗那些被他们所支持的有害意识形态深深欺骗和积极伤害的人。

两个鼓舞人心的问题

其中有两种意识形态非常突出，而且自2014年以来都获得了巨大的吸引力：（1）对种族身份的本质主义观点，导致身份政治的加剧，以及（2）关于性别和性的新知论（neo-gnostic theories），贬低了社会规范，制造混乱（导致青少年的抑郁和绝望），并要求通过损害健康身体的医疗干预进行所谓的“治疗”。

（在这一点上，许多基督徒认为这些时髦的“性别肯定”疗法有一天会遭到摒弃，就像我们现在摒弃前几代人接受的脑叶切除术和电击疗法一样。换句话说，这些也许用心良苦但被深深误导和有害的性问题“解决方案”更多的是由群体思维驱动，而不是真正的科学或心理学在推动。）

我在这里强调变性话题，因为它是快速社会变革的最好例子，也因为它代表了宗教自由被侵蚀的前沿。明确地说，这种担忧主要不是针对那些经历性别障碍的人。（即使是最强烈反对新性别理论的人，也主张同情那些真正为自己的身体现实感到痛苦的青少年。） 我们面临的挑战是一种文化，它试图将这种时髦的意识形态的核心原则纳入永久的民事法律，通过给异议者贴上偏执狂的标签来压制反击，并培养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中，性别障碍更容易发生，而不是减少发生。

失去了保护伞

雷恩说，2014年，情况发生了变化。有趣的是，也是在那一年，提摩太·凯勒（通常被认为是文化参与的主要人物）解释了为什么基督徒突然感到气氛的变化。他说，我们一直都有虔诚的人和世俗的人，但处于“糊涂中间”的人过去倾向于挂名的基督信仰，现在则倾向于世俗主义：

因此，现在的情况是，敬虔基督徒的屋顶脱落了。敬虔的基督徒原本有一种庇护所、一把保护伞……原本这个社会有敬虔的人、有世俗的人，还有一个中间地带，使世俗之人很难对传统价值观说不敬的话。这个中间地带（现在更有可能认同世俗而不再认同基督信仰）没了……所以，敬虔基督徒突然意识到他们被暴露在世界面前，保护伞已经消失了，他们的观点受到了很多抨击，很多公开的抨击。

凯勒以白宫在邀请季格里欧（Louie Giglio）在2012年就职典礼上祈祷时的争议为例，说明保守派基督徒受到的抨击。他说：“这非常令人沮丧，”因为这意味着传统的基督徒“甚至没有权利出现在公共场所”。

总之，亚伦·雷恩的积极/中立/负面世界分类法，还有提摩太·凯勒的保护伞比喻和麦卡尔平的《成为坏人》（Being the Bad Guys）一书很相似——对基督徒在此刻为什么会有特殊的感觉和反应作出了重要的解释。但在如何最好地应对这种氛围的转变上，文化参与人和文化斗士之间一直存在分歧。

2014年，大多数福音派教徒认为文化共识的变化是不祥之兆，并认为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为基督徒的自由开辟空间（也许这算是一个准本笃方案）。2016年特朗普的当选为文化参与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和途径，提供了盼望，也许这个消极的世界不仅可以被悄悄抵制，而且可以直接面对和扭转。而这也导致了关于福音派应该如何迎接这一时刻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

在下一篇文章中，我想回到亚伦·雷恩的分类法，并对其进行更多的审视，因为更广泛的框架会使对情况的估计更加丰富，并可能扩大向前发展的想象力。

译：DeepL；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作者博客：Navigating the (New?) Negative World.本文系“美国文化战争”系列文章的第三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