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月4日（美国国庆日——译注）这个假期，我和数百万其他美国人一起观看了林-曼纽尔·米兰达（Lin-Manuel Miranda）的伟大作品《汉密尔顿》（Hamilton），这部歌颂美国国父之一的百老汇音乐剧首次在迪斯尼 Plus 上提供流媒体播放。看到罗恩·切诺（Ron Chernow）这本原本就令人难以置信的汉密尔顿传记被改编成一部音乐剧，而且剧中充满历史感的歌词还被配上了多种类型的音乐（说唱、嘻哈、摇滚和流行等），我对此感到不可思议。
《汉密尔顿》是一部爱国主义电影。对某些人来说，爱国主义会导致将上帝与国家混为一谈、不愿批评政府决策或领导人（至少不敢批评所属政党的领导人），以及为了维持鼓舞人心的建国神话而粉饰和修正过去的黑历史。对其他人来说，爱国主义本身就不是好东西，因为它似乎容忍（或至少淡化）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或美国叙事中存在的任何其他虚伪和不公正。
《汉密尔顿》展现的是一种好的爱国主义。它不是将不公正最小化或视而不见的爱国主义，也不是那种总是盯着前人罪恶不放的爱国主义——因为这会妨碍他们看到建国之初值得为之欢庆的美好。它属于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和马丁·路德·金（MLK）的爱国主义，国父们的美好理想不会因为他们明显的虚伪行为而遭到抵制，这些理想反而成为我们评价国父们的标准。
将美国建国过程中的问题最小化的那种爱国者不会喜欢《汉密尔顿》中的某些部分，比如对杰斐逊的负面描写。但执意要推倒所有雕塑和纪念碑的抗议者也不会喜欢这部剧。如今，后一种风气正在兴起。这些都是追随《汉密尔顿》而来的批评家。五年前，许多人还觉得这部剧很“进步”，但如今他们却看出了“问题”。
他们告诉我们，《汉密尔顿》的问题就在于它没有充分描绘奴隶制的罪恶，它没有以奴隶及其困境为中心。革命似乎是“为自由举杯”，而今天的一些历史学家却认为，美国革命的目的之一就是维护奴隶制。尽管《汉密尔顿》指出了我们国父人性中的虚伪和双标，但对于一些批评家来说，这些还远远不够。因此，这样一部通过呼吁建国者的理想来鼓舞人心，同时又不忽视他们与邪恶同流合污的爱国主义音乐剧被认为是对美国过于乐观和欢快的憧憬。
创作者林-曼纽尔·米兰达（Lin-Manuel Miranda）的回应是不为自己辩解：“这些国父的复杂性和失败之处太多了，我不能捕捉到全部……我已经尽力了。（艺术批评）是一场公平的游戏。”换句话说，你们要评价的是这部剧。他并没有为自己创作的艺术道歉，也没有为自己的艺术辩护——好像它容不得任何批评。
艺术自己会说话。在这一点上，米兰达做了一件比批评者们所做的更难的事情：他创造了美。他不必为自己的艺术辩护，也不必为批评家的掌声而卑躬屈膝。艺术家的影响力将比批评家更持久。
社交网络让批评变得前所未有的容易。在许多平台上都萦绕着愤世嫉俗的污浊空气，一种“我们才懂”的态度让人对任何认真、毫不掩饰地追求艺术之美和灵感的人都嗤之以鼻。
这并不是说批评家不重要，也不是说所有的批评都是错的。我们都有评价艺术作品的自由，都有评判作品优劣的权利。批评家有他们的价值，有时他们是对的。
更重要的是，影评不都是为了挑刺。有些评论更多呈现的是深思熟虑的解读，是挖掘出作品的深层含义，从而提升而不是削弱创作者的作品。实际上，这类评论本身就可以被视为一种创作形式——评论是建构而不是解构，是造就而不是拆毁。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最好的批评家往往也是创作者——像马克·吐温或 G. K. 切斯特顿这样的作家。切斯特顿关于狄更斯和萧伯纳的评论著作，与他笔下的这两位作者相比，要么几乎同样令人获益（狄更斯），要么更令人获益（萧伯纳）。
这就引出了我的主要观点：创造美的东西比评论艺术作品有更大的作用。创作胜过评论，这就是为什么最好的评论家通常也是懂得创作的人。
批评比创作更容易。
批评你工作场所的氛围或文化比创造一个更好的氛围或文化更容易。
批评讲道比自己讲道容易。
批评一本书比写一本书容易，评判一张专辑比录制一张专辑容易，嘲笑一部电影比制作一部电影容易。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提醒自己：创作者的影响力通常超过批评者。如果你是一位传道人，你会知道，对你讲道的一次批评会在你心中放大十倍，但你的讲道对会众的影响很可能比你收到的一次批评大过十倍。如果你是一位作家，亚马逊上的一个一星评论可能会打击你的斗志，但可能会有更多的人阅读你的书，而不是仅仅读一篇批评。
忽视批评者就会错失更好的机会。但高估他们的重要性，则会扼杀你写作、演讲或创造美的过程。因此，无论如何，都要接受批评。但不要因此而失去创作的动力。创造胜过批评。所以，为了世界的利益和上帝的荣耀，让我们创造出美好的东西吧。
译：DeepL；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作者博客：On Hamilton, Criticism, and the Power of Creativ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