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艺术
泰勒、奥利弗、《芭比》《自由之声》:2023年暑假四大热点
2023-12-26
—— Brett McCracken

关注流行作品可以让你把握文化的脉搏。当下哪些流行文化在大众中引起了共鸣?这个问题不仅值得思考,对基督徒来说,它对宣教事工也很有启发。流行文化现象具有解释力,它揭示了我们传福音目标人群的爱、渴望、痛点和矛盾。

纵观 2023 年夏季的流行文化景观,有四大热点:两部电影——《自由之声》(Sound of Freedom)和《芭比》(Barbie),以及两位音乐家: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奥利弗·安东尼(Oliver Anthony)。每一对都是我们文化分裂的缩影,它们的两极分化表明了当代文化的分歧日益加深。

我将首先分别评价这四大热点,然后将它们分成两组来“比对”, 借此分析当代文化的张力。

泰勒·斯威夫特

我们知道泰勒·斯威夫特的时代(Eras)巡回演唱会将会是一场盛会。但很少有人想到,巡演会如此轰动,大大促进了巡演城市的当地经济。演唱会场场爆满,让订票网站 Ticketmaster 瘫痪给 Etsy 上的手环制造者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它也巩固了斯威夫特作为音乐界第二富女(仅次于蕾哈娜 [Rihanna])的地位。

时代巡回演唱会如何成为一个捕捉时代潮流的现象?一种解释是这次巡演跨越了斯威夫特的职业生涯,她在 17 年里出了10 张专辑,这些专辑反映了许多歌迷的成长历程。我的朋友布鲁克(Brooke)参加了洛杉矶的一场演出,她说:

我真的是和她一起长大的。我现在意识到,在我最黑暗的时候,在我还没有相信基督的时候,她的歌就已经看到了我。她的歌《十五岁》(Fifteen)问世时,我也是十五 岁。几十年来,我见证了她的成长。

斯威夫特所代表的女性力量、资本家的精明、艺术上的多才多艺以及勤奋刻苦的精神使她成为许多人——尤其是那些觉得自己被边缘化的人——心中的励志偶像。她重新录制的“泰勒版本”强调了她作为一个女艺术家的品牌,她从一个有权势的男人(斯库特·布劳恩 [Scooter Braun])手中夺回了属于自己的东西。强势男人(坎耶·韦斯特 [Kanye West])在颁奖仪式上拿走了她的麦克风之后,她也从他手中夺回了自己的声音。斯威夫特“战胜者(overcomer)”的韧性是其魅力所在,尽管她半辈子的生活都在小报的显微镜下一览无余。

斯威夫特还知道如何建立一个有意义的歌迷社区。从交换友谊手镯让观众成为灯光秀一部分的 LED 腕带,社区文化有着其不可替代的魔力,而时代巡回演唱会则挖掘出了大家在疫情后对社区文化的渴望。我听到不止一个人把音乐会形容为“一次属灵体验”,一个“归属感”十足的地方。在这里,陌生人齐声高歌,享受着超越一切的愉悦。在“大离教”的文化中,时代演唱会是粉丝填补教会式社区空白的范例。

奥利弗·安东尼

克里斯托弗·安东尼·伦斯福德(Christopher Anthony Lunsford)用“奥利弗·安东尼”的名字来向大萧条时期在阿巴拉契亚长大的祖父致敬。今年 8 月,他演唱的一首劳工阶级赞歌《里士满以北的有钱人》("Rich Men North of Richmond")的视频在网络上蹿红,各大流媒体疯传,在公告牌一百首热门歌曲排行榜(Billboard Hot 100)高居榜首。奥利弗·安东尼创作的第一首歌就荣登排行榜榜首,这是排行榜史上首例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喜欢这首歌?一方面,歌曲中的蓝领民粹主义吸引人的原因与“锈带”各州向共和党倾斜的原因相同。尽管安东尼曾表示,他很不满意共和党人把他的歌变成了党派的号召歌曲,但这首歌的歌词确实列举了保守派普遍对大政府和福利国家的种种不满。《里士满以北的有钱人》的反转肯定会让伍迪·格思里(Woody Guthrie,美国民谣音乐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曾为美国共产党办的《工人日报》和《人民的世界》专栏写作——译注)大吃一惊,它显示了劳动人民的抗议歌曲是如何从偏左的流派转变为保守流派的(一些人对此非常不满)

但另一方面,安东尼之所以吸引人,只是因为他真实可信,不搞政治正确。正如乔·罗根(Joe Rogan)所说:“真实无法伪造,而(奥利弗·安东尼)有大把大把的真实”。安东尼对加入娱乐圈或政治圈不感兴趣,他就好像是泰勒·斯威夫特的反面,他曾:“我不想要 6 辆巡回演出的大巴、15 辆行李拖车,外加一架私人飞机。我不想在体育场演出,不想成为聚光灯下的焦点”。安东尼只想让人们听到他的声音——一个为那些觉得自己被遗忘的人发声的吟游诗人。

葛丽泰·葛韦格(Greta Gerwig)的《芭比》

《芭比》是 2023 年收入最高的电影,也是有史以来票房最高的 20 部电影之一。它打破了许多记录,并引发了数量惊人的表情包、热门话题和以芭比为核心的时尚表达。

《芭比》为何如此火爆?毫无疑问,社交媒体上疯传的 #Barbieheimer 标签和表情包对《芭比》和《奥本海默》的成功功不可没。当然,这个标志性的美泰娃娃六十年历史和全球品牌知名度也有点份量。不过,除了炒作之外,《芭比》引人入胜、聪明活泼、老少皆爱,它从当前关于性别的文化对话中挖掘出笑料。这是一部生动刻画当下情形的电影。

虽然影片固有的矛盾让人感觉有点精神分裂(这点稍后再谈),但其效果是,观众可以随心所欲地诠释影片的意义。就像芭比玩具本身一样,《芭比》也是一幅空白的画布:你想怎么幻想,就有怎样的芭比。《芭比》是一部憎恨男人的女权主义檄文吗?是对女权主义幼稚的后女权主义批判吗?当然可以,随你便。这部影片的意识形态变幻莫测,无论你想辩驳什么热门观点,它都能给你提供足够的弹药——这无疑为市场营销火上浇油,使《芭比》成为好奇者必看的一部影片,让大家一探究竟。

亚历杭德罗·蒙特维尔德(Alejandro Monteverde)的《自由之声》

玛格特·罗比(Margot Robbie)的一句“你们想过死亡吗?”,如一记闷棍突然打消了芭比们的欢歌笑语,她还不如说:“你们想吃点爆米花,看一部关于贩卖儿童的电影吗?”而这恰恰是今年夏天观众趋之若鹜去做的。

《自由之声》是今年夏天的另一部非常卖座的影片,它与《芭比》的风格和手法截然相反。《自由之声》由墨西哥天主教导演亚历杭德罗·蒙特维尔德(曾执导 2006 年反堕胎影片《贝拉》Bella),吉姆·卡维泽(Jim Caviezel)在片中饰演蒂姆·巴拉德(Tim Ballard),蒂姆是一名民间活动人士,其非营利组织“地下铁路行动”(Operation Underground Railroad)致力于将儿童从性贩卖中解救出来。

是什么让《自由之声》大受欢迎?部分原因是信仰类的娱乐节目兴起——一方面基督徒越来越多地想通过银幕看到值得信赖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信仰类型节目的质量确有提高。《自由之声》由天使工作室出品,采用了与电视连续剧集《上帝所拣选的人》(Chosen)口口相传、“为后季付费”(pay-it-forward)的营销方式,这种营销手段让该剧集在最开始几季就一炮走红。如果你是在影院观看的《自由之声》,毫无疑问,你会全神贯注地听到卡维泽(信仰类型电影观众心目中的英雄)在片尾振奋人心的演讲,让这部小制作影片成为新一代的《汤姆叔叔的小屋》

这部电影在拉美裔观众中非常受欢迎,对于那些经常感受到好莱坞轻忽不屑的保守派信仰观众来说,它是一次“秀肌肉”(flex)。《自由之声》与大制作系列电影《夺宝奇兵5:命运转盘》《碟中谍7》和《变形金刚 7:超能勇士崛起》相比,就好像大卫面对歌利亚,而大卫胜出——《自由之声》1.8亿美元的票房收入高于以上任何一部系列电影的票房。偏右翼观众为奥利弗·安东尼叫好的同时,他们也为这部圈外人制作的作品欢呼助威,把它看作是一个势不可挡的反抗精英看门人之举。

斯威夫特和《芭比》对决安东尼和《自由之声》

泰勒·斯威夫特和《芭比》是流行文化的一端,奥利弗·安东尼和《自由之声》是另一端,那么流行文化中代表了哪些文化裂痕呢?以下是两点看法。

第一,“独立”内行对弱势外行。

“独立制作”("Indie")曾被用来形容那些不按好莱坞既定规则行事的前卫文化作品。独立电影和音乐是由布鲁克林的潮人和银湖的社会主义者,而不是由世纪城商务中心的西装革履人士生发出来的。现在情况不同了。在觉醒主义畅通无阻的资本世界里,“独立制作”已完全为娱乐机构吸纳,成为一个利润丰厚的附属品牌,昔日反文化的“独立精神”已成为这个时代主流精神的代名词。

举例而言,当泰勒·斯威夫特(主流流行音乐的化身)发行了一张与独立音乐宠儿邦·伊弗(Bon Iver)和亚伦·德斯纳(Aaron Dessner)合作的流行专辑《民间故事》(folklore)时,这种合并就变得非常明显。自 2011 年以来,主流的奥斯卡和看似“独立”的独立精神奖在最佳影片上已经有七次重叠(包括去年的《瞬息全宇宙》[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当整个好莱坞都在支持你的电影时,你就很难再声称自己“独立”“叛逆”“大胆”或“反体制”了。

《芭比》的成功就说明了这一点。影片的导演(葛丽泰·葛韦格 )和联合编剧(诺亚·鲍姆巴赫 [Noah Baumbach])作为独立电影的宠儿建立了自己的口碑。只要看看他们在 2012 年拍摄的黑白电影弗兰西斯·哈》(Frances Ha)就知道了,该片由葛丽泰·葛韦格主演,鲍姆巴赫自编自导。由独立电影频道发行的《弗兰西斯·哈》已成为“呢喃核经典”(Mumblecore,是独立电影的一个子类型,以自然的表演和对话、低成本的制作、强调对话胜过情节,关注年轻人个人关系为特点——译注),它捕捉到了 2010 年左右潮人的时代精神。时至 2023 年,葛韦格和鲍姆巴赫(已结为夫妇,育有二子)成为史上最主流大片之一的幕后创意二人组,他们的影片由全球最大的消费品公司之一(美泰公司)制作。《芭比》清楚地表明,独立电影与好莱坞主流电影的合并已然完成。

那些真正“反建制”或“反主流”的电影和音乐——即那些真正挑战主流体制的作品——越来越多地来自保守派和以信仰为基础的创作者。例如,去年的纪录片《什么是女人》(What Is a Woman?)就因表达了对主流跨性别意识形态的不同意见而遭到好莱坞的打压,并被评论家列入黑名单。异议曾经是左翼独立艺术领域的领地,现在保守派正在创作这种制造麻烦的作品。

《自由之声》和奥利弗·安东尼就是这样的例子。这并不是说他们开辟了新的艺术领域。但是,如果“反文化”的定义是“与既定社会的价值观和风尚背道而驰”,那么《芭比》和泰勒·斯威夫特肯定算不上是反文化,而《自由之声》和奥利弗·安东尼却有可能。

然而,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可能会将这一情况看的过于简单。尽管坚持正统神学教义的音乐和媒体作品确实不太可能得到当今娱乐界的赞许或资金支持,但我们依然不应该将“反文化”作为一种武器,它应当是我们在创造文化过程中不言而喻的现实。

我们不要围绕着殉道或审查的叙事(“激进左派不想让你看的电影!”)来为《自由之声》这样的电影进行营销。我们只要继续拍,好好拍,让影片出现在朋友和怀疑者面前。对于要让人们听到自己声音的反主流文化来说,高质量、讲真话比文化战争的公关更为重要。

第二,男女之间不断扩大的政治分歧。

《芭比》和《奥本海默》之所以能在暑期档取得如此好的票房成绩,原因之一是它们吸引了不同的观众,尤其是不同性别的观众。《芭比》的第一周末的观众中 69% 是女性,而《奥本海默》的观众中 62% 是男性。《芭比》第二个周末的女性观众比例上升到 71%,因为女性群体包括母女们都穿着粉红装蜂拥而至。

这种“女性倍增效应”和跨时代的吸引力为《芭比》和斯威夫特的时代巡回演唱会的成功推波助澜。在《芭比》中,女性找到的不仅是旧日的美好,还有认同感——这在片中艾美莉卡·弗利拉(America Ferrera)的“做女人不可能”的独白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芭比》和斯威夫特的时代巡演中,女性和女孩都感到自己被看见了。

对于男性来说,《自由之声》可能更能引起他们的共鸣。《芭比》抨击了“父权制”,并时不时拿男主角肯(ken)开涮,而《自由之声》则讲述了一个男人为捍卫良善而运用勇气和力量的故事。卡维泽饰演的主人公是一位慈父般的保护者,他深入虎穴,从恶人手中解救性奴儿童。他坚毅不拔、完成了任务,并没有受到殖民主义或父权制救世主情结的论述“搅扰”。他解决不公正的努力虽然不完美,但值得称赞。同时,奥利弗·安东尼为美国“不断被踹倒”的“年轻男人”大声疾呼,在现代男性苦苦挣扎男性气质受到诋毁的时候,这首歌引起了共鸣。

如果说《芭比》/斯威夫特的受众似乎在政治上偏左,而《自由之声》/安东尼的粉丝则偏右,那么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无疑与性别有关。毕竟,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一样),政治派别的性别鸿沟正在扩大,尤其是在青年男女中。年轻男性变得更加保守,而年轻女性则愈加激进。这是否可以部分解释我们在流行文化热门话题中看到的两极分化?也许吧。

但比流行文化所体现出来的更重要的是,男女之间的这种意识形态分歧将对家庭和社区产生重大影响。随着约会、婚姻和家庭关系更加紧张,推迟结婚生育率急剧下降这些令人担忧的趋势很可能会因这种日益加剧的性别两极分化而加剧。这一趋势影响广泛,基督教领袖应密切关注。

矛盾丛生

这些流行文化作品既反映了文化的双重性,也反映了它们自身的双重性。在这个过度刺激的时代,大家刷屏不断、消费流行文化不止,我们似乎越来越不介意(甚至没有注意到)我们“点赞”的对象中存在的矛盾。

艾伦·诺贝尔(Alan Noble)在《颠覆性见证》(Disruptive Witness)一书中谈到了这一点,他提到“三心二意的生活方式”:

精神一直高度集中的一个自然结果就是,我们游走于内心冲突和矛盾中而浑然不觉,几乎不会产生认知失调。面对道德准则中的缺陷,忽略它们很容易…….我们对认知失调的默认反应就是做别的事情。现代世界的节奏和做法不利于我们反思人生。

泰勒·斯威夫特“时代”巡演的概念来自她跨越多种时代的专辑:风格多变,穿梭于各种流派之间。三小时的时代演唱会堪称一场狂野的“进化”之旅,让观众体验了乡村、流行、独立民谣到 80 年代复古的各种风格,但是他们非但没有头晕目眩,反而如痴如醉。

《芭比》片中的种种矛盾同样令人有点找不到北,但编剧却处之泰然。格维格的影片并没有解决性别悖论的问题,也拒绝就影片中提出的任何问题明确表态(或给出板上钉钉的答案)。在这些作品中,现代身份之“乱糟糟的矛盾”是本真性的徽章,而不是显示当代人对自身认识错乱的警示灯。

从表面上看,《自由之声》和奥利弗·安东尼似乎截然不同;它们提供的是价值清晰的道德观,而不是混乱和矛盾。真相清楚无误,英雄恶棍黑白分明。但卡维泽安东尼都曾被指控散布阴谋论,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们在谎言世界中做真理捍卫者的可信度。

如果说今年夏天的热门影片给我们带来了什么重大启示的话,那就是当代文化支离破碎、战火连天——不仅是与“另一方”的战争,也是与自己的战争。如果没有坚实的圣经基础来构建意义连贯的作品,文化必然会产生不和谐,这些不和谐可能会引起某些观众的共鸣,但无法在任何持久或普遍的意义上达到合一。在这种混乱中,基督徒应该努力成为真理和信念一致的代言人,创造出超凡脱俗的文化作品,这些作品不仅能与彼此对立的任何一方很好地合作,而且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能向各方无畏地讲述福音真理。


译:变奏曲;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网站:Taylor, Oliver, 'Barbie,' 'Freedom': Pondering 4 Summer Sensations.

Brett McCracken(布雷特·麦卡拉根)是福音联盟高级编辑,著作包括Uncomfortable: The Awkward and Essential Challenge of Christian CommunityGray Matters: Navigating the Space Between Legalism and LibertyHipster Christianity: When Church and Cool Collide。布雷特和妻子琪拉居于加州圣安娜市,二人都是萨瑟兰教会(Southlands Church)的成员,布雷特在教会担任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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