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决定向一个邻国使用俄罗斯的武力，这一做法让政治家和学者们感到震惊，他们一直在寻找描述这一侵略行为的恰当词语。“我以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对这种行为说不的世界，”约翰·克里（John Kerry）吐槽道。其他评论也表达了类似的困惑，例如认为普京的思维方式是“中世纪的”、俄罗斯的行动显得“落后”，或“原始”和与“时代”脱节。

拜登总统借用了乔治·W. 布什总统和其他人的灵感，声称“自由、民主和人性尊严”是“比恐惧和压迫强大得多的力量”。他说，这些是经久不衰的价值观，永远不会被暴君扑灭，也不会被入侵的敌人抹去。

启蒙运动的末世论

在对入侵乌克兰的茫然反应，以及相信自由将获胜的西方领导人的高谈阔论中，我们看到了启蒙运动带来的末世论：认为自理性时代以来，世界一直在沿着人类文明进步的轨道前进——包括技术和道德，所以未来的日子会更好、更自由。

但这其实是一个迷思，它一直都是一个迷思。

为什么这么多政治领袖说得那么简单，好像一个更好的未来变为现实指日可待，好像日历本身可以帮助推动“中世纪”进步一样，好像时间的前进能够确保我们走向更复杂和文明的高度一样？因为启蒙运动对“进步”的信念是不可动摇的。

这种通俗的进步观常常在日常话语中蔓延开来，这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各种道德和伦理窘境有关。当人们说“现在我们生活在21世纪”或“我不能相信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时，他们隐含认可了启蒙运动的历史观，并假设其他人也认可了它。否则，如果不是因为人们对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及什么是进步有类似的看法，光讲所处的时代怎么会有意义呢？

启蒙运动和“辉格史”

康德认为，在启蒙的光照下，进步是人性发展的主线，人类的“正确命运”就是要看到进步的发生。这种对把进步作为人类命运的信心其实建立在对过去的扭曲看法之上。

一旦你把过去归于黑暗，并把自己定位为带领人类走向光明，你就会倾向于扭曲那些不符合你对世界发展方向的历史。而这正是启蒙时代的历史学家所做的。他们“像看镜子一样看着过去，从他们的历史中提取他们可以利用的过去，”彼得·盖伊（Peter Gay）写道。启蒙运动时期的历史学家对资料的滥用变得如此常见和普遍，以至于人们用“辉格史”（whiggery）这个词来描述这种极端的历史修正主义。

当然，“辉格史”要发挥作用，它就得回避或忽视反驳观点。启蒙运动的这一观念在面对“进步”带来的种种悲剧时，就遭到了许多挑战。

• 20世纪初，全世界的领导人都相信技术进步会带来一个和平与繁荣的新时代，但他们其实见证了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世纪。
• 布拉格之春——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起义和对极权主义的抗议——是一个奇迹，但很快苏联和其他华约组织成员国入侵并镇压了改革。再过二十年，自由才在东欧重新出现曙光。
• 直到今天，天安门广场上学生的勇敢仍然在激励着我们，但这一事件在中国已遭到广泛遗忘，中国对维吾尔人的压迫持续至今，中国领导人对香港和台湾的威胁正在成倍增加。

“辉格史”并没有消失。服事自己利益的历史修正主义也是20世纪40年代末罗马尼亚共产主义革命者挥舞的有力工具，他们聘用历史学家们来证明该国早期的进步和正义努力是独裁带来的好处。而今天，普京正在进行他自己版本的篡改历史，作为入侵的理由。

启蒙运动末世论的动摇

作为基督徒，我们对俄罗斯篡改历史的反应不应该基于启蒙运动末世论，那种进步观更多地是归功于康德和黑格尔，而不是耶稣和保罗。

像九一一恐怖袭击、ISIS的崛起，以及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这样的世界事件，反而应该引起人们对我们社会不加批判地采用启蒙运动末世论的质疑。无论我们如何解释，世界都没有像启蒙运动末世论所说的那样在不可避免地朝着进步的方向攀升。

不，圣经给了我们对历史和未来的不同看法。我们不是在向自由和民主规范的乌托邦攀登。我们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充满战争和战争谣言的世界，一个福音向前推进的属灵战场，以基督已经复活并将再次降临的惊人现实，这应当颠覆所有对历史和未来的敌对观点。无论我们看到世界上发生了什么，我们都要带着信心、希望和爱在神对教会的应许中前进。我们宣扬基督、使人成为门徒，并在各国宣教，所有这一切都着眼于基督再来审判活人和死人的那一天。这就是我们的命运，而不是黑格尔的时代精神。

切斯特顿在将近一个世纪前写道，这个世界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那就是它摇摆不定。而生活在这个摇摆不定的世界上，基督徒的盼望理应具有独特的形态，我们应当扎根于神和祂的应许。因此，我们可以充满信心，不是相信我们自己的努力会带来一个特定的未来愿景，而是相信上帝会恢复祂的创造，使世界恢复“正常”。

译：DeepL；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作者博客：Putin, the West, and the Myth of Prog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