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经常听到人们这样说：“我记得以前这也流行过……。”曾被认为是过时的时尚会重新流行起来，各种运动会出现、消退然后再次盛行。年龄的好处之一是经历会给你当前的时刻带来智慧和观点。历史并不总是重复自己，也不总是按照可预测的周期性模式发展，但你研究得越多、活得越久，你就越能看到现在和过去是如何产生共鸣的。
我一定是老了，因为自从去年我40岁以来，我已经说过好几次“我记得过去也讨论过……”这样的话。最近我一直把这一说法套用在基督徒在这个时代以适当的姿态在网络上参与文化讨论、新宗教右派的重新崛起、在许多年轻的福音派中文化战争心态的回归等等的现象上。一些年轻的福音派人士认为教会的当务之急是跳入政治的战场，更大胆、更大声地反对那些社会有害的左倾趋势。
我用“新宗教右派”（neo–Religious Right）这个词，是因为现在所发生的并不完全是杰瑞·法威尔（Jerry Falwell）时代的重现，里面有一些关键的区别，这使得今天对文化战争的渴求与我父母和祖父母那一代不同。我们很快会讨论其中的一些区别。
但这种宗教右翼的东山再起引起了我的兴趣。我成长于1990年代，我的父母是宗教右派的一员。他们密切关注州和国家政治，并积极参与地方选举，我的父亲因此在市议会任职两届。我记得1994年中期选举的那个晚上，金里奇（Gingrich）领导的“与美国的合同”运动。在那些青春期的关键时刻，广播里总是拉什（Rush）的讲话，法威尔播送了充满右翼言论和阴谋论的视频，美南浸信会基督徒们因为迪士尼公司的左派议程而抵制该公司，男人们在华盛顿特区为“保守性贞洁”而举行集会，比尔·克林顿的品格缺陷得到了充分曝光（这值得我们厌恶）。
为国家的灵魂而战——这是文化战争的心态——是一种忠心的表现。教会在沉睡，基督徒们都很冷漠，现在是唤醒他们的时候了。这个时刻很紧迫。正如卡曼（Carman）在1992年所唱的那样，“这个国家甚至有希望持续这十年的唯一途径是让上帝再次来到美国！”
历史学家们讨论过宗教右派的巅峰时刻。那是在20世纪80年代里根的当选和《平权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的失败？还是在1990年代比尔·克林顿遭到弹劾的时候？或者是2004年乔治·W. 布什的连任——当时选民们明确表示不赞成同性婚姻？无论怎样，“道德多数”在这几十年里对政治和文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在许多牧师和教会领袖试图将他们的信念带入公共领域的同时，一场反击正在酝酿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巨型教会和“教会增长运动”的蓬勃发展。对于这些教会来说，传福音是中心工作。强调政治使教会难以接触具有不同哲学和政治理念的人。政治姿态会造成分裂、产生反效果；更糟糕的是，它分散了教会的主要任务——为耶稣赢得灵魂。
另一个反向运动也一直存在，那就是宗教左派，尽管它从未像宗教右派那样庞大或有影响力。这个群体的领导人经常责备白人福音派的政治偶像崇拜，但宗教左派往往只是他们所鄙视的那种政治参与的镜像——他们和右派的唯一区别是政治优先事项和立场与政治左派一致。随着新兴教会运动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的兴起，一些与政治右派保持距离的领袖最终与政治左派产生了共鸣。
当关于新兴教会的讨论达到高潮、福音派人士为伊拉克战争欢呼时，我已经是东欧一所福音派大学的学生了。我对美国政治的看法有了很大的转变——不是因为放弃了保守主义政治哲学（我继续支持保守主义），而是由于我与全球基督教的接触、更广泛的阅读，熟悉不同背景下寻求忠于耶稣的不同教会，以及从外部看到美国文化战争。美国教会对政治的关注似乎完全错位、发生了偏差，与世界上许多其他地方的教会格格不入。
因此，我倾向于更有力地划清界限，以帮助教会保持对门徒训练和传福音的优先：（1）区分作为体制性机构的教会和作为个人的基督徒；（2）将教会的使命置于基督徒见证信仰的影响之上。我试图理解为什么许多黑人基督徒和白人基督徒虽然有共同信仰，却会在政治优先事项上有如此大的分歧，这里有文化和历史原因。我对政治辩论侵入生活的各个领域感到遗憾。
2000年代末到2010年代兴起的以福音为中心的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新兴教会运动的回应，新兴教会对机构和权柄的厌恶使其无法建立能够维系其发展的结构。看看福音联盟的奠基文件（写于2006年），你就可以看到教会在那个时代面临的挑战，包括后现代主义对圣经诠释学的影响。
以福音为中心的运动也是对教会增长运动盛行的一种回应。领袖们开始谴责教会中过于实用主义的做法，共同关注教义的衰落，并试图重新确立福音本身的优先地位，以此作为福音派的合一力量和教会归正的来源。
福音中心主义因其对基督教基本信息的关注，与许多受宗教右派影响的教会的焦点相冲突。政治上的分歧仍然存在，但它们被降级了。道德多数对政治的过度热情得到了曝光，年轻的牧师们放弃了这种战斗姿态（尽管有时会用内部神学战斗取代文化战斗——这样的人通常被认为是“笼子里的加尔文主义”）。
当时在以福音为中心的运动和宣教运动的对话中出现了步调一致，因为两者都拒绝宗教右派经常主张的教会政治化，以及新兴教会和宗教左派的神学左倾化。这种联盟是有意义的，因为福音和宣教有着天然的联系，我们传播的好消息来自寻找和拯救失丧之人的上帝，祂有着一颗宣教心。
在这段时间里，宗教右派中的守旧派更像是展现昔日辉煌的漫画式人物，带着无缘无故的文化自信提出了越来越怪异的观点。对许多年轻的牧师来说，从不敬畏神的势力手中“夺回”国家的整个想法感觉是一个失败的事业。如果说年长的福音派基督徒认为美国是一种属灵的以色列——上帝为这个世界的特殊目的而选择的国家，那么年轻的福音派基督徒则认为美国是一种属灵的巴比伦——真正的教会将是一个“道德少数”，在社会边缘大声疾呼。
以色列/巴比伦的主题塑造了最近几代人对政治参与的态度。宗教右派中的守旧者认为美国是某种以色列，因此他们对当前事件的反应是认定了美国背叛了基督教精神，并将政治作为实现社会变革的机制来优先考虑。年轻的福音派基督徒认为美国是某种巴比伦，因此他们对当前事件的反应是不甘心，在迅速世俗化的社会中优先考虑给到信徒们的教牧帮助和建议。
但是，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一连串的震荡重塑了整个格局。2015年，最高法院决定为所有50个州重新定义婚姻，制定良心保护和确保宗教自由的政治意愿迅速丧失，然后是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中出人意料地得了胜（因为宗教右翼的复苏和白人福音派的广泛支持），这改变了环境。推动人们接受需要某种悬念的性别理论（更不用说压制定义现实的言论了），只会加剧紧张局势。
以色列/巴比伦的主题并没有抓住当前这个时刻的关注点。新宗教右派同意年轻福音派的看法，认为我们在巴比伦。争论的焦点是教会应该如何应对这种环境。在巴比伦的忠心是什么样子的？
早先的遁世做法，即面对快速的政治变化而抽离自己，受到了许多年轻牧师和领袖的抨击，他们认为这一文化时刻要求我们拒绝旧宗教右派的过度行为，也拒绝在教会增长和以福音为中心的运动的领袖中经常表现出来的去政治化“超越竞争”反应。他们说，你不能只关注门徒训练，而不处理政治问题，因为在公共广场的忠心也是门徒训练的一部分。对宗教右派的问题反应过度导致门训中处理政治议题普遍失败无力，这留下了一个空白，使教会容易受到各种错误意识形态的影响。
历史又开始共鸣了，所以我们正在见证新宗教右派的崛起，它试图重拾该运动对政治优先事项的关注，同时将政治与基督徒门训联系起来。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想对这种新的发展给予一些关注，然后就如何正确引导这些重新兴起的文化战争意识提出建议，以使教会更加刚强，而不至于蒙受通常与这类战斗有关的附带损害。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译：DeepL；校：SMH。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作者博客：The Return of the Culture War，本文系“美国文化战争”系列文章的第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