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剧组合米切尔（Mitchell）和韦伯（Web）在英国上演的一出小品中，两名在壕沟中小憩的纳粹士兵突然开始自我反思。他们开始注意到自己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不像是好人，他们制服上的骷髅和尸骨让他们不安；还有一些从高层军官那里传到耳中的信息让他们疑虑。最终，其中的一位神情凝重、脸色平静地向着他的战友问道：“我们是坏人吗？”
这一出剧情很逗人乐，不仅是因为它造成的意外感，另一个因素是：旁观他人大梦初醒的时刻总给人一种莫名的快感。如今文化界正上演着的一个重要现象正是对这种快感的诠释。许多宗教与政治界持保守见解的人们，正在以惊奇（与感激）的心情，观望着一群世俗学者们对当今自由派主流信仰的挑战。那群世俗学者为数不多，却有着很大影响力和公信力。这出自由派反自由派的戏，成为了当今众多作者与教育界人士写作的标题，而这些作者们自己并非保守派基督教信仰的持有者。这出戏在人们惯常认为的，类别分明的世界观幕布上留下了一道褶皱。那些学者们是自由派团体中的“吹哨人”。哨声针对的，是当今自由派神学中脱离现实与专横跋扈的成分。
而且极其重要的是，世俗界对自由派的反抗是一场运动，它探寻着人类的本性，探索着现实是否可以辩驳，也探讨着公众与个人成长壮大所需的基础。如果基督徒们能够用心灵用智慧去倾听这一分裂时刻中的喧哗，我们会发现世俗主义的束缚正开始从很多人的良心上剥离开来，并且会发现在那里有一种无声的邀请，邀请某事物（或某一位）来填补人们对真理，正义和仁慈的渴望。
乔丹·皮特森（Jordan Peterson）是一位临床心理医师与教授，后来成为了百万富翁与YouTube名人。他是哲学家人群中 “吹哨者” 的代表。皮特森所做的，并非是爆料涉及政府的秘密文件，他吹响的哨子指向了一个更乖张的对象：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皮特森并非是一位经典意义上的保守派人物，他是神秘主义者但不是一位宗教人士，他崇尚那些挑战宗教权威的先锋人物，比如卡尔·荣格（Carl Jung）与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他支持同性婚姻。在任何其他领域，皮特森都会被视作为打着心理分析招牌的世俗自由主义评论家。但正是因为皮特森在一些问题上站在了进步主义发展史的对立面（比如解构女权主义[deconstructionist feminism]，涉及跨性别者 [transgender] 的法律，言论自由，以及资本主义的益处），使得他与学院派的左派精英们格格不入。于是他成为了世俗界倒攻世俗堡垒的代表人物。
皮特森对当代美国大学的批判，以及对宗教与超验道德体系治疗功效的伸张，被批评者斥责为特权阶层白人守旧的、羞辱千禧年一代的世界观。卡米尔·派格利亚（Camille Paglia）也是一位不容忽视的人物。派格利亚是一位毕生的女权主义学者，她视自己是跨性人（transgender）、一位1960年代的激进人士。但为什么她最近受到了互补主义福音派（complementarian evangelical）与保守派的正面引用呢？正如皮特森，派格利亚成为了塑造她的校园自由主义的挑战者。
具体而言，派格利亚毫不含糊地批判与讥讽着她所相信的当代女权主义对生物学现实的背离。派格利亚将进步主义对男女在生物学层面差异的否认，视作为不诚实的摆弄姿态，她斥责做这一姿态的意图是平抚激进人士，并达成政治目的，而非为追求智慧与真理去开展学术工作。在她最新的论文集《挑衅：艺术，女权，政治，性别与教育论文集》（Provocations: Collected Essays on Art, Feminism, Politics, Sex, and Education）中，派格利亚抨击了忽视真实并管制言论的左派。她以尖刻的文笔宣告着对一系列左派主张的摒弃：从解构女权主义到“规范性别称呼”法（law against misgendering）。因她对交叉女权主义（intersectionality/intersectional feminism，女权主义的一支，关注个体在社会与政治归属方面受到的各种歧视的交叉重叠，比如种族、阶层、性别、残疾状况等方面的歧视——译注）正统的离弃，派格利亚现在自己担任教职的学校里正面临着激烈的反对。
如果说皮特森的首要身份是心理医师，并且他的政治立场多少也是恰巧偶然如此；那派格利亚则是明确地针对着她的同事在社会与政治问题上的学术霸权。然而与皮特森一样，派格利亚所反对的并非是世俗主义的框架本身。她是一位性革命的积极倡导者，支持色情业与堕胎。派格利亚所挑战的是进步主义意识形态对事实确定性，对生物学现实，与对历史积淀下的社会准则的压制，她也挑战进步主义阵营使用言论限制（speech code）以及立法手段，对持异议者（比如她自己）执行这些压制的做法。当校园上的女权主义者只看到强暴文化（rape culture）时，派格利亚看到了世代以来男性为了保全女性与孩子做出的牺牲。当奥伯格菲尔（Obergefell：指2015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同性婚姻合法性的Obergefell v Hodge一案裁决中，主张同性婚姻的一方——译注）一派的胜利者视同性倾向为内禀天生，并且在《撒母耳记上》与简·奥斯汀（Jane Austen）作品中找到莫名的潜台词作为支持的时候，派格利亚看到的是反智主义与阿谀迎合。可能最显著的事情是，当现代进步主义认为自己抓住了保护自尊与信仰的机会时，派格利亚看到了一套无情管制思想言论和反民主的正统教条。
“正统”是一个重要的词，因为自由派中涌现的反进步主义声音最激烈的抗议（即皮特森与派格利亚最能达成一致的地方）便是现代自由主义，特别是传承自大学校园的一支，已经抛弃了它理性与“思想自由”的精神，演变成为了一种新的原教旨主义。长久以来，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最清晰的反差在于，前者主张个体的首要性以及实现个体权利的终极重要性，后者，即宗教/右翼人士则共同认为需保留超越个体主义的道德体系。这就是为什么文化与政治界的左派会举起 “你的想法你做主”（Think for yourself）以及 “我的身体我做主”（“My body, my choice”，支持堕胎运动的口号——译注）的标语。
但如今，反倒正是那进步主义阵营的守门人，开始构建起了世俗版本的、超越个体经验的道德体系。于是，思想自由遇到了跨性的人理论便被叫停。警告是：“尔等切莫将‘交叉主义多元化’视作儿戏！”
从新自由主义正统中，产生了一大批奇葩的异端。安德鲁·苏利文（Andrew Sullivan）成为了他所处一代最重要的，不懈为LGBT人群伸张权益（包括同性婚姻权益）的记者之一。他通过自己天主教徒又是同性取向人士的身份，反抗“基督教主义者”（“Christionanist”：他创造的招牌复合词，用以包括基督教与伊斯兰主义）保守派，以此开辟了一条回报颇丰的职业道路。从他如今对跨性人激进分子的坦率谴责，以及这类文章在他过去的崇拜者中所引发的蔑视，我们很难猜到不久以前苏利文还是批判传统性别思想的最激烈的声音。
然后就是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一位任职于纽约大学的道德心理学家。哈伊特关于道德心理学的作品，特别是他的两本书《正义之心》（The Righteous Mind）与《美国心智的惯坏》（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与格列戈·卢奇安诺夫 [Greg Lukianoff] 合著），激烈地批判了以身份定位驱动的，“敏感脆弱”的当代进步主义风气。海特并非宗教人士，政治立场属于左派；但是因为他主张要加强保护言论自由，并呼吁重视伦理与科学的洞察而非重视意识形态，这使得他被归于（可能他也倍感无奈）派格利亚，皮特森与苏利文的同列。
这些自由派的批判声在许多福音派人士中引起共鸣，原因很明显。对于基督徒，现实的不可辩驳性与客观性渗透于存在物的每一根纤维中，因为圣经开篇就定下了预设： “起初神创造天地。”（创1:1）。于是对任何降低现实的无可辩驳性，或否认人类道德机制的公开言论，信众们自然会高度怀疑，不论发出言论者的种族，性别，还是社会地位。
这一新进步主义中渗透的宗教气息并不应使我们惊讶。奥古斯丁（Augustine）曾写道人类内心对神的寻求是无止息的（出自《忏悔录》第一卷第1章——译注）；鲍勃·迪伦（Bob Dylan）曾唱道：“你得去伺候别人”（出自1979年歌曲Gotta Serve Somebody——译注），然后戴维·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曾评论道：“所有人都在敬拜。” （出自2005年凯尼恩学院 [Kenyon College] 毕业典礼演讲——译注）所以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会去相信超验的某一物或某一位，而是在于那将是哪一物或哪一位。在这个时代，许多人想当然地将宗教问题降格到了 “意见” 或 “看怎么对你合适” 的层面。这时，世俗的政治 “宗教” 恰巧展现出我们与生俱来的，发现并传播真理的需要。世俗的进步主义将此真理定位在 “交叉主义” （intersectionality）上，但基督徒相信最终极的真理是福音。
以政治意识代替属灵层面的活动，是应对个体与社会灾难的一种方案。而这正是那些反自由主义者关注挂念的现实。皮特森巨大的公众知名度很大程度上来自他对世俗学生，特别是男生们迷茫且不满生活这一状况的洞察（并且愿意说出来）。最近，派格利亚指责大学中规避扎实的宗教传统教育的现象，并警告这一缺失会损伤我们文化的自我认知能力。当生命被缩减到经济与社会政治活动，超验成分被极力压缩的时候，这些作者们宣称等待我们的是严重的两极分化，群体间的憎恶，以及许多人梦想的破灭——他们感到自己深层的需求无法被满足甚至被取笑。这恰恰是今天我们许多人所见到正在发生的。
虽然福音派很容易为这些新闻庆贺，但实际上教会本着的是自己一贯流传的精神。这特别可见于保守派基督教：它被描绘成忠于维持顽固不化的社会结构的一副形象，仅仅因为它是传统的、代表美国的。正如帕特里克·德宁（Patrick Deneen）在《自由主义为何失败》（Why Liberalism Failed）一书中写道，经典自由主义在西方世界胜出的背后，是沉重的代价：在将个人自由与自我确信最大化的同时，我们失去了赋予人生与社会最深层意义的东西。所以当对着经典自由主义的断层所发的警醒一次次失败时，认信的新教基督徒们（confessional protestant）开始心生去意，开始转向于形成党派与被动自卫的意识形态，以此为自己在公众舆论中占得一席之地。
在这一点上福音派与反自由派真的是坐进了一条船上。派格利亚与皮特森时常摆出一副真的要去挑战自由主义社会根基的样子。但这虚伪好比法利赛人，因为他们害怕这种挑战所引发的问题反过来落到自己头上。尽管他们为生物学规律辩护，为宗教对西方文明的价值辩护，但他们无一会由此深入下去，探索宗教与世俗自由主义根本上的分歧（事实上，多数此类评论人士在这时会转开话锋，避免让人感觉他们真会去那么干）。于是，他们将问题归结为技术操作上的而非哲学上的（因为皮特森等人将福音信息视作是修理社会问题工具箱里的候选工具之一，而非需要人们去信靠的终极现实；对于他们，社会问题加重的原因是因为人们没有用对工具而不是人们根本信念的偏差——译注）。因为这些进步主义正统的背离者还没有挑战自由主义的根本主张，对于自由主义这棵树，他们只是在扔掉腐烂的果子，不会去连根拔起。
信靠福音的基督徒们自然对这些世俗界的反自由主义声音会感到共鸣。但是这里有一种危险的诱惑：允许自己与世俗界批判政治正确文化（political correctness [PC] culture）的声音归为一类多少是一个陷阱，因为那会把福音独特的见证边缘化，让步给我们对族群意识本能的遵从。在圣经里，没有一处将冒犯精英文化守门人的意愿当作是勇气与求真心的体现，特别当这种冒犯的意愿携带着公众影响力与政治权力因素的时候。基督教的爱包含着一组内在的对立：以爱的态度来讲述真理。这一点是让主流政治评论人士恼怒不已的。
虽然当他们对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与激进精神（activism）的崇尚发出警报的时候，政治正确文化的批判者们是正确的，但这些趋势与基督教思想的些许共鸣，还体现在另一个更重要层面的意义上。如果学生的 “觉醒” 不能对类似“压制人的教条与艰难的对话会产生人与人的隔阂需要避免” 的空洞的陈词滥调产生有力批判，那觉醒便毫无强度。另外美国年轻人中对公义的兴趣的增长，是否至少部分是消费主义文化无力满足道德与精神层次的需要的见证？站在基督教立场对进步主义的扎实批判，不能停留于仅将敏感脆弱的千禧年一代斥责一通，而不给出一个令人满意并可以践行的替代方案。清晰表达出那个替代方案可能意味着要从左右两派的扔泥巴战中抽身（这些争执的关怀是肉身需求的满足），并建造起有永恒价值的事物。
在一个世俗化的时代，基督徒所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抵挡意识形态的敌人，而是如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所说：抵挡时代自身。当卡米尔·派格利亚斥责当代性别政治充满关于人类本性的胡编乱造与梦幻臆想时，她是正确的。但是她（至少在现在怎样都）不能承认这些胡编乱造恰恰来自于她自己的一派胡言，来自于她那代人对绝对个人自主的追捧，和由此对启示而来的造物规范的压制和反对。安德鲁·苏利文拒绝审视的，是他自己对历史正统约束的丢弃。后者正是当今人们精神饥渴的一部分，它悄悄地持续地折磨着人们，为当今抵制文化（cancel culture，这里特指自由派对保守派的抵制文化，以取消或砸场异见者的公共活动为通常手段——译注）的盛宴拉来了食客。乔丹·皮特森，那群人中对传统最友好的一位，也未能让自己接受耶稣基督复活的历史事实，缺斤短两地打发着他渴求变革的听众。在他们的挫败中，蕴含着传播福音的机会。
完整的福音面向完整的人类，也是为了完整的生命。这才是一场真正的社会的革命（讽刺自由派一边追求的彻底社会变革一边对抗真正能改革社会的基督教保守力量的自相矛盾——译注）：无逼迫所致的真心归信，“已然未然”（already and not yet，指已经得救却尚未得入神国的现世的生命状态——译注）中体现的正义，以及带来尊严与团结，而非奴役与分裂的身份。如果不出于其他原因，美国自由主义阵营中的这种张力是对生命讯息的饥饿之痛。唯一的问题在于，这痛是否能被平抚，以及谁去平抚。
译：Alex Liu；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How the Secular Revolt Against Liberalism Can Awaken People to Real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