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福音派的气氛发生了一些变化。曾被看为是褒义的词语，例如“温和”或“深思熟虑”，以及“细腻”和“善良”这样的形容词，现在遭到的是许多右派基督徒的轻视和嘲讽。
对一些人来说，他们认定了这些词描述的是一种过于注重讨好世界的心态。以这种方式与“文化精英”打交道太过软弱，带来的左倾政治，并且会在社会上造成巨大破坏。根据这一观点，“温和”当然有着良好意图，但温和的态度和行动显示出的是对政治和文化变革的异常天真。
我们如何走到了让一些基督徒唾弃文明礼貌的地步？在前一篇文章中，我简要介绍了“新宗教右派”的兴起，并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年轻的福音派基督徒渴望以更加对立的方式来参与文化。今天，我想更深入地探讨一下，为什么有些人摒弃了福音派正面的、具有牧养心肠的文化变革姿态，而采取了一种更好斗的政治性进路。
为什么像“细腻”和“温和”这样的词今天会受到一些右派的讥讽？因为这些描述词所代表的策略被许多人视为已经失败。社会正在迅速变化，而且对基督教大大不利。
基督徒经历了一场快速的转变，传统基督教已经从受人尊敬降格为受人鄙视。例如，2008年，华理克（Rick Warren）在奥巴马总统的就职典礼上祷告。但是仅仅四年后，路易·吉格里奥（Louie Giglio）——他的神学框架和方法大致和华理克相同——就被认为太有争议，不能做同样的事。当马克斯·卢卡多（Max Lucado）和提摩太·凯勒（Tim Keller）等著名的、受人尊敬的牧师被视为仇恨和偏执狂（凯勒甚至因此被取消了一个奖项）时，怎么还会有人如此天真地认为“深思熟虑”或“温和”能够赢得社会的聆听？
年轻的福音派基督徒们本能地认识到，再好的善意或聆听也无法在那些声称基督教道德教义是压抑和有害的人中带来温暖的感觉。基督徒不能通过“装好人”来赢得聆听。因此，一些基督徒认为，现在我们需要直率、大胆和对抗。文化战争正在向我们袭来，我们需要站起来战斗。
尽管我们可以发现一些相似之处，但我们不应该认为年轻的福音派基督徒正在拿起与传统宗教右派相同的剧本。与我们的父母和祖父母不同，我们大多数人都同意我们是在巴比伦而不是以色列，区别在于如何更好地作为流亡者生活在巴比伦。
一代人以来，许多福音派基督徒都认为我们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道德少数，这个世界即使没有敌意，至少也是对我们的观点勉强容忍。多年来的经验表明，先知耶利米给巴比伦流亡者的信一直是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忠心生活的首选经文，请看29:5-7：
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
换句话说，记住，基督徒，你不能随性而行，你需要忠心地生活，需要增加自己的人数，需要寻求巴比伦的福祉。在帮助城市文明繁荣的同时，代表城市向耶和华祷告。这就是许多福音派牧师和领袖参与当下文化时刻的方式。
还有另一种方式来看待如何在巴比伦忠心——不仅要追求这个城市的福祉，而且要揭露其偶像崇拜和作恶的面目。毕竟，这就是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所做的。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福音派基督徒说，现在是时候像但以理一样，站在窗口公开祈祷了——不管我们违反了什么世俗的规则，也不管我们所做的多么令人不快。要像那些拒绝君王肉食的但以理一样，要拒绝向偶像叩拜的命令。
如果正确地理解，这两种姿态不一定是冲突的。
对抗派会说，对立正是我们追求城市福祉的方式；而温和派会说，没有比但以理和他的朋友所表现的态度更好的那种有恩慈的例子了。双方说得都很有道理。这就是大卫·多克瑞（David Dockery）所说的有信念的文明（convictional civility），这也是我们都应该追求的，无论你认为今天的重点应该放在文明上还是放在你的信念上。
不幸的是，发生的情况（往往是在网上）是，善良、有信念文明的一方很容易被塑造为“软弱”和“迁就”，或者主张对抗的一方被视为“可恨”或“卑鄙”。其结果是两个阵营的割裂——一种恶性的分化，因此信念和文明被对立起来。那些强调需要文明与和平的人开始回避大胆地陈述他们的信念（以便不会显得像那些刻薄的混蛋），而那些强调需要大胆和对抗的人则远离礼貌和尊重（以便不会显得犹豫不决或没有信念）。然后每个阵营都为自己一方的最坏表现而欢呼。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就像那些强调礼貌和对话的人很容易滑向相对主义或妥协一样，那些强调对抗的人也有可能从尊重的蔑视态度转向恶意的姿态或对支配地位的追求。在这种情况下，目标不再是拒绝屈膝的忠心，而是控制权力的杠杆，以胁迫或“击败”我们的“敌人”。它假定了政治权力是文化变革的原点，基督徒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获胜。这条路现在很有吸引力是有原因的，我们将在今后的专栏中更仔细地研究这一趋势。
对于如何从这一困境中解脱出来，我没有简单的答案，但有几个要点，我希望我们都能认识到。
首先，“温和”不是一种政治策略。我们寻求礼貌和温柔，并不仅仅是一种旨在赢得邻居接受我们观点的策略。我们寻求这样的对话，因为我们的主命令并示范了这些，有恩慈是属灵的果子。
其次，在不同的文化变革季节，教会可以也应该转变其公共姿态。如果我们认为只有一种典型的姿态（基督“高于”文化，或基督“反对”文化）会适合所有的时间和环境，我们就愚弄了自己。
第三，一些基督徒可能在气质上倾向于某种特定的姿态，而另一些人则可能在显示忠心所需的不同美德方面更具天赋。我们不应该坚持用一种饼干式的方法来参与文化活动。在美国采取一刀切的做法是荒谬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有各种文化和亚文化的国家。我们应该倾听和学习那些可能根据他们的环境而表现出不同方法的领袖。
第四，我们都应该意识到走向妥协的不同途径。诚然，对于“温和”和“深思熟虑的”牧师来说，更大的危险可能是为了赢得左倾文化影响者和政治活动家的青睐而妥协基督教信念。同样，“对抗性”和“好斗”的牧师和领袖的危险是，他们同样会损害基督教的信念和特征——但却是透过否定或淡化普遍的基督徒品格或无视我们主的命令，以便在政治斗争中看起来像个“战士”并获得他人的尊重。没有人能够免于赢得世界青睐的试探，问题是，哪个团体的青睐更有可能使你妥协你的信念，以及以何种方式？
在下一篇文章中，我们将看看亚伦·雷恩（Aaron Renn）的“福音派的三个世界”（"Three Worlds of Evangelicalism"），它试图描述不断变化的文化时刻，以及为什么年轻的福音派人士的反应与前几代人不同。
译：DeepL；校：SMH。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作者博客：The Tearing Apart of Convictional Civility，系“美国文化战争”系列文章的第二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