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美国武装部队的总司令，我坚信，”拜登总统写道，“性别身份不应成为在军队服役的障碍。”
于是，拜登总统在今年一月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撤销了特朗普总统此前的总统备忘录，该备忘录排除了某些跨性别人士在美国军队中公开服役的机会。拜登总统签发的命令规定，美国的政策是“确保所有希望在美国军队中服役并能达到适当服役标准的跨性别人士都能公开地、不受歧视地加入美军。”
特朗普总统曾在2018年发布命令，要求所有自认为跨性别的人士都按其生理性别服役。如果他们不愿意或不能这样做，他们可能会被开除军籍。拜登总统似乎认为，他的新政策只是恢复了2016年的状况，当时奥巴马总统允许跨性别人士在某些限制性条件下服役。但他没有意识到的是，在过去五年里，跨性别议题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拜登采取的政策不仅有严重的内在矛盾，而且将对军队和美国人民产生深远影响。
拜登认为他只是把时钟拨回了2016年的原因之一是，他是基于2016年进行的一项有限研究而签发这一命令的。拜登在命令中说，“国防部要求进行的一项细致、全面的研究发现，让跨性别人士公开在美军中服役，对军事训练和医疗费用的影响微乎其微。”
他提到的是兰德公司在2016年进行的一项研究，该研究旨在回答是否应当允许跨性别人士公开服役的问题。“这一政策的潜在变化提出了以下问题：获得与性别转换相关的医疗保健、国防部需要提供的与变性相关的治疗范围、与这些治疗相关的潜在成本，以及这些医疗保健需求对部队新训和部署跨性别人士兵力的影响，”这份112页的研究报告说。
兰德报告的结论甚至在2016年时都令人怀疑，但到了2021年，已经被一些无法忽视的现实所超越。
例如，兰德计算出一个预计中值，认为在约130万现役军人中约有2450名跨性别人士。根据这一估计，只有约0.1%的军人会被认定为跨性别人士，略低于估计的美国成年人中跨性别人士的比例（0.6%）。
该报告没有考虑到最近变性人身份的爆炸性增长。最近的估算认为近3%的青少年自认为是跨性别人士，或声称无法确定自己的性别。这意味着，跨性别青少年的数量几乎与自认是同性恋的成年男女人数一样多。根据这一趋势，我们可以预计美军中跨性别人士的估计人数将从2450人增加到39000人以上。
虽然我不认为这3%的青少年是真正的变性人——大约99%的人会在进入成年后放弃这种身份认同——但许多LGBT活动家确实相信这些数字是准确的，因此他们会认定捍卫这一估计正确大有意义。
这就意味着，现役部队中的跨性别人士数量与美国海军陆战队预备役部队人数差不多。如果我们使用基于当前变性人自我身份认同趋势的估计，报告的结论会发生巨大变化。
兰德公司的报告仅仅根据对四个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以色列和英国）的分析得出了跨性别人士对军队训练影响的结论，这四个国家的政策都允许跨性别人士公开服役。但这四个国家的职业军人加起来不到50万，所有四个国家军队中的跨性别人士数量估计不到1000人。
兰德公司认为允许跨性别人士公开服役对部队训练的影响微乎其微，这一结论很大程度上基于这一假设：跨性别是一个极其罕见的问题，是否跨性别需要经由医学变性手术来决定。在整个兰德的研究中，都假设了军队的录用标准将以医学变形手术后的情况为前提。
但今天，跨性别人士变性指的是两种广泛的表达自己性别身份的形式，即社会变性和医学变性。构成变性的内容可能因人而异，但社会变性通常指的是使用另一性别的人称代词、合法地改变自己的姓名或以符合自己喜欢的性别身份的方式穿衣等变化。医学变性意味着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改变，如激素治疗、乳房重建手术、子宫切除术和睾丸切除术（切除睾丸）。
这种基于医学变性的假设也是奥巴马总统政策的基础。国防部于2016年曾发布过一项新政策，允许跨性别人士在一定条件下服役。在2016年之前，任何跨性别人士一般情况下都没有加入军队的资格。2016年的政策允许没有被诊断出或有性别障碍史的跨性别人士按其生理性别服役，并允许那些被诊断确认有性别障碍的人在完成医学变性后服役，这一允许需要经过军医的检查确认。
2016年，LGBT活动人士保持了沉默、没有发表反对意见，以便奥巴马能够对军事政策做一些彻底改变。但即使在那个时候，人们也知道，并不是所有的跨性别人士都渴望或打算进行医学变性。根据哲门·莱皮兹（German Lopez）的说法，2011年全美跨性别歧视调查发现，只有61%的跨性别人士和无法确认自己性别的受访者表示已经采用了某种医学变性，3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已经进行了变性手术。大约14%的女性跨性别人士和72%的男性跨性别人士（接近四分之三的人）说他们永远不希望做完整的生殖器构造手术。
如果美军政策要求跨性别人士在被确认为是跨性别人士之前必须进行医学变性，那就违反了拜登总统宣称的“LGBTQ包容”（"LGBTQ inclusion"）政策。例如，他承诺通过《平权法案》（H.R.5 - Equality Act）将是他上任后的首要任务之一。《平权法案》将修改几部民权法案——例如1964年的《民权法》和1968年的《公平住房法》，禁止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歧视。《平权法案》并不要求一个人在享受“跨性别人士权利”之前必须发生医学上的变性。事实上，许多跨性别活动家认为这种想法是邪恶的。
将“跨性别人士”的定义限制在那些已经完成医学变性的人身上这一做法，也很可能与最高法院在博斯托克（Bostock）诉佐治亚州克莱顿县（Bostock v. Clayton County, Georgia，2020年）一案中的裁决不一致。在该裁决中，哥所其（Gorsuch）法官写道：
如果雇主在决定解雇雇员时，故意部分地依据雇员的性别，就会违法。因为基于同性恋或跨性别身份的歧视就意味着雇主故意地因性别而区分对待个别员工，所以雇主如果故意因员工是同性恋或跨性别人士对其进行惩罚，也违反了第七条。主观意愿在这里所起的作用很明显。正如性别是雇主区别同性恋或跨性别雇员的必然原因一样，以这些理由进行歧视的雇主也不可避免地打算在其他决策中以性别为依据。
军方如果说变性女性（即生理男性）必须符合其他生理男性的体能标准和要求，就等于在说变性女性根本不是真正的女性。虽然这符合现实，但却与拜登政府和民主党关于“变性人包容”的立场相悖。
但如果军方允许变性女性（即生理男性）使用与生理女性相同的体能标准，就等于在歧视那些认同自己生理性别的生理男性。这也将违反法律，因为这是基于“性别”的歧视。
拜登的政策似乎也会歧视那些自认为是“非性别”（"non-binary"）的军人。正如“人权运动”（Human Rights Campaign）所指出的那样，“非性别”是一个“形容词，描述一个人不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排除另一性别可能的男人或女人。非性别人士可能认为自己既是男人又是女人，介于两者之间，或者完全不属于这两类。”非性别也是性别认同的一种形式，因此，根据哥所其大法官的逻辑，区别对待一个有时认同为男性、有时认同为女性的人同样是非法的。
不用说，拜登的政策将对军事训练和部队战备产生不可否认的影响。基于这一政策，部队根本不可能对男人和女人有不同的体能标准，这些标准都基于生理性别并以生理为基础。如果部队同时还有另一个政策，即性别认同是一个人自己决定的，那么至少，所有的体能标准都得降到最低的共同标准。
如果医疗用品延误，前进基地会发生什么？或者说，如果一个士兵长时间在外作战不能返回基地，那又会发生什么？如果该军人得不到所需的激素，他（她）的精神和情绪功能又会如何？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生理性别的不适感如此之大，以至于需要接受激素注射来缓解，我们也大可以认为，不接受注射会对一个人的身心健康造成损害，从而影响战斗力。
另一个导致跨性别人士不能服役的因素是自杀。任何有自杀企图的人都会被认定为在医学上不合格，不适合服役。由于41%的变性人曾试图自杀（相比之下，美国总人口中有自杀倾向的比例大约在4.6%左右），仅此原因就会有近一半的人不能服役。而正如瑞安·安德森（Ryan Anderson）所指出的那样，自认为跨性别的人士也会遭受一系列的心理健康和社会问题——包括焦虑、抑郁和药物滥用，这比例会高于一般人群。
许多这些危及部队训练和战备不合格因素也是基督徒需要对跨性别人士表现出额外同情心的原因。关于我们如何将福音应用到这个问题上的更多内容，请看安德鲁·沃克（Andrew T. Walker）的文章《基督教对性别障碍的回应》（"The Christian Response to Gender Dysphoria" ）和山姆·奥伯利的《基督徒能为跨性别人士做什么？》（"What Christianity Alone Offers Transgender Persons"）。
然而，与给女性带去的伤害相比，这项政策对变性人和军队的伤害都显得微不足道。
例如，把性别认同等同于生理性别抹除男女之间在就业方面的任何和所有基于生理的标准。当男性可以自认为是女性时（雇主不能问他们是否是女性，也不能假定他们不该是女性），那就意味着实际生理女性需要够到的体能标准就会被提高到不可能的高度。
这个问题可能不会立即爆发。可能需要数年甚至十年的时间，“性别认同”运动的无情逻辑才会渗入文化良知并生效。今天人们可能会否认这一点，就像1964民权法案通过的时候，没有人会意识到第七条中的“性别”一词会被用来保护“自认为”女性的男性一样。但最终，正如我们在过去几年反复看到的那样，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很快就变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
圣经说：“神造男造女”（创5:2）。文化正在抵挡的正是这一简单、明显的真理，我们需要不断地捍卫。
“男女之间的差异源于神的设计，”凯文·德扬说。“这一点从提摩太前书2章和创世记1-2章中就可以看出。互补主义不是要保罗迁就第一世纪的父权文化，更不是要我们迁就教会内外文化的期望。神对男性和女性有不同的设计和期待，神的命令基于的是祂自己的设计。”
这就是为什么互补主义不仅仅是关于家庭内的“顺服”。它也是为了保护女性不受崇拜男权、蔑视女性的文化的影响，而这种文化毫不顾忌地利用LGBTQ运动将生理男性的优势编入法律。拜登总统似乎认为他做出的改变只会影响不到1%的人口。但是，说性别不存在——除了在一个人的内心和头脑中——这样的逻辑会伤害51%的人口，即所有的生理女性。
译：DeepL；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The Radical Incoherence of Biden's Transgender Polic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