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形式的虐待都是一种极端恶劣的罪行，都给受害者带去了极其艰难和沉重的负担。虐待是最恶劣的罪行之一，是对圣洁上帝的冒犯。教会必须让不愿悔改的虐待者面对自己所犯下的罪，呼吁他们回归信心和悔改，并让他们看到只在基督里有真正盼望。那些被罪所伤的人身陷苦难，需要得到安慰、获得帮助来消除错误的羞耻感，并在基督里找到那独一的真正盼望。
写到现在，我相信每个基督徒都同意上面的观点。
但是除了这些基本真相之外，当前关于虐待的讨论——正如它在网上、文章、书籍和教会里呈现的那样——很快就被扭曲。就某种程度而言，人们在网上（特别是在微博上）讨论问题时会陷入情绪化，并且将其扭曲。众所周知，社交媒体不会培养仁爱精神，也不会培养仔细分别和耐心思考的学术氛围。其他导致这个困境的因素还有一堆，例如我们的性格、职位、经历或背景，会让不同的人认为当前的危险将朝不同的方向发展。对一些人来说，最紧迫的担忧显然是在教会里犯下、被忽略和掩盖的虐待行为。对其他人来说，还有另一种担忧：虐待指控会对整个教会造成打击，没人能在其中全身而退。
我承认相较于纠正教会在处理虐待方面的失败，不健康的过度纠正更让我觉得担忧。当然，就某种意义而言，纠正错误总是没错的。但是，你用一个错误的方法纠正错误可能会制造更多新的错误。这正是我在当前关于虐待的讨论中所看到的问题。
我意识到双方都有重要的观点需要阐明。我接下来会对过度纠正的警告进行阐述，但我不想忽视已经存在（并且在许多地方继续存在）的启动纠正措施的需要。因此，让我尽己所能地发出纠正的号召，并警告不要矫枉过正。
关于虐待，我需要说五件事。
第一，教会里存在虐待。虽然我们竭力分别为圣，但属世的罪恶仍然会发生在教会里。儿童曾被成人虐待、妻子曾被丈夫虐待（有时是妻子虐待丈夫）；会众曾被属灵领袖虐待；下级职员曾被资深职员虐待。在教会里，我们在保护弱势群体或追究权力滥用上做得并不好。侵害者、陶醉权力的人和各种各样的罪人很容易就能在教会里找到一个栖身之处，有时还会将他们罪恶的行为蔓延到教会里。
第二，教会并没有很好地处理虐待问题。即使教会领袖自己没有施虐行为，也没有试图掩盖施虐事件的痕迹，但他们有时也没有凭着对圣经的忠心、教牧的敏感和基督的恩典来处理虐待的情况。这些失败可能包括：未能采取适当的安全措施，未能及时采取行动，未能警告他人并与有关各方或会众分享信息，未能采信姊妹（往往是姊妹）对家庭暴力的控诉、以迂腐的方式应用马太福音第18章，直接将虐待情况视为个人冲突问题，不愿倾听以及不了解适当的报告程序。
第三，有很多毁灭性方法可以让我们互相得罪。现在我们都应该知道这句话是个谎言：“棍棒和石头可以打断我的骨头，但言语永远伤害不了我。”事实是：我们会被言语和行为深深地伤害，被情感和身体上的痛苦所伤害以及被善用诡计和明显专权的领袖伤害。
第四，受害者需要我们的帮助。受害者经常需要面对错误的羞耻感，他们需要有人来确认他们的清白和来自上帝的恩典。受害者的哭声有时无人知晓，他们需要教会领袖倾听他们、为他们说话并与他们站在一起。受害者通常需要有权之人介入，保护他们免受伤害。
第五，基督教领袖的第一反应应该是帮助真正的受害者。那些掌权的领袖可能有一种罪恶的倾向，就是把受虐的人视为需要消除的威胁，而不是需要帮助和安慰的一方。当然，教会或机构的董事会、主席和牧师都是明智、负责任的领袖。但是，作为一个基督教机构的管理者，我们的职责并不是将虐待情况视为严格的法律问题或需要缓解的公关灾难。这不是借口。我们必须先考虑受害者，然后再考虑我们自己的机构职责。
上述观点都很重要。这些观点不是我的假设，也不应该被忽略。我首先提出这五点，是因为它们具有优先性。
与此同时，还有其它事情需要讨论，以免在我们热心照顾受害者的同时反而制造了新的受害者。那么，让我提出另外五个观点。
第一，似乎除了上面的五点，我们几乎不能谈论任何其它观点，不然会有人指责你不真正关心上述五点。有时，虐待的话题会被单独归类，不像其它的教牧或神学话题，任何细微的异议或冷静分析都会遭到完全禁止。结果，人们经常会走极端：要么你完全正确，要么你就是侵害者以及问题本身。
伴随着这种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而来的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期望，即每次关于虐待的讨论都必须像在亲密的辅导环境中进行一样。也就是说，无论在何种平台（书籍、博客、微博）或以何种形式（学术文章、神学探究、文化分析、释经探索），作者或讲员都必须以一种“正确”的方式进行交流，即最愤愤不平的人或热心的批评者都不可能误解所说的话。人们经常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期望，即每篇互联网文章或微博评论或讲座都必须像在一对一的辅导情况下那样表达看法。我们不能通过将互联网变成一个私人辅导办公室来建立某种“平衡”。从长远来看，受害者也不能期望可以从网上陌生人那里找到他们需要的关怀而得到帮助。
第二，有时人们不愿意把施虐者和“体制”中的其他人区分开来。的确，“体制”可能会让受害者失望，并为施虐者掩盖痕迹。然而，我们应该谨慎指责“文化”造成的不公正——这种指责通常是无法证明或无法反驳的。我们不能把罪责归咎于任何与“体制”有某种联系的人。
同样地，我们必须小心区分专横的罪、无心的罪、诚实的错误，以及仅仅与侵害者或悲剧有关的人或事。无论是出于改善不公的热心，还是出于表现美德的愿望，在没有证据或正当程序的情况下诋毁他人都太容易了。对帮助受害者的承诺，不应该变成对任何被未经正当程序就被指责虐待的“嫌疑人”进行的指控。“假定有罪直到你能自证无罪”不是基督徒追求正义的方式，也不是像我们希望被爱的那样去爱我们邻舍的方式。
第三，“虐待”已成为一个不断扩展的术语。因为“虐待”是一个富有破坏性的词，它在给施害者带来耻辱的同时却给受害者带来一种力量，所以我们不能随意乱用这个词。不久以前，如果你说“虐待”，每个人都会认为你指的是身体伤害或者是对未成年人的身体侵犯。正如我前面所说的，重要的是要意识到有一些针对我们的犯罪是不涉及肉体的。问题不在于认识到我们可以犯罪和被侵害的众多方式。问题在于只要提到“虐待”这个词，就有可能会阻止进一步的提问和对话。言语带来的伤害是真实存在的。日常交流里经常会充满暴力和带来创伤的内容。当情感受伤、粗暴的个性、拙劣的笑话、正常员工分歧和生活中普通的误解被标签为“虐待”时,我们不仅要冒着诽谤指控的风险，也使真正的受害者更难以获得他们所需要的帮助和关注。
第四，当涉及到虐待指控时，有时会（含蓄或明确）传达唯一可接受的立场是即刻和不容置疑地得到支持。再让我强调下我的本意，我并不是说支持是错误的。很多时候，最有益、最勇敢、最具基督精神的事情就是让受害者知道：“我支持你，我会为你而战。”我想说的是，当出现虐待指控时，我们不应该认为即刻和不容置疑地表达支持是唯一适当的回应。事实上，它可能是错误的回应。无论我们多么想倾听和同情受害者的痛苦，都必须要先调查真相，听取双方的意见，进行客观的分析。无论消息是来自记者、委员会、牧师、调查人员还是任何其他人。
我们都有可能曲解事实，甚至是构成我们生活的事实。没有人会被动地体验生活。我们都积极地理解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而有时我们错误地理解了所经历的事情。施虐者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虐待，而那些认为自己是受害者的人可能误解了实际发生的事情。我们必须考虑到这样的可能性：会众可能误解了“虐待”。而实际上，这是必要的教牧纠正和监督。毕竟，“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来12:11）
第五，关于虐待的讨论可能会让我们忘记自己既是受害者又是罪人。当然的确是有真正的侵害者和真正的受害者。每个人承受的痛苦都不一样。每个人犯罪的方式和程度也都不一样。然而，我们必须记住：受伤害的人往往也会伤害别人。他们可能不是故意的，他们可能在尽力地消除自己的痛苦。我们必须对那些受到严重侵犯的人保持耐心。但受伤害的人仍是罪人，苦难并不能使我们成为君王。我们的痛苦并不能让我们绝对无误。有时我们的创伤感是错的，有时候我们没有自己想象得那么脆弱。
最后，我知道这有点争议：我们必须承认，即便我们被人伤害，我们仍然要为自己犯下的罪负责。权力差距的存在并不能自动消除个人责任。很明显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当受害者是未成年人或者是一位身体力不从心的人时，可以完全免除罪责。但在其它情况下，弱小的一方仍然可以承担某个程度道德责任，即使权力较大的一方犯下的罪责更大（参见威斯敏斯特大要理151条）。假设约瑟的确与波提乏的放荡妻子上床了，显然后者的罪更大，但约瑟的行为仍然是大恶，是得罪神的（创39:9）。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听到了很多关于权力的危险，这是可以理解的。在基督教世界，我们看到过一些非常可怕的当权人士所做的虐待行为。滥用权力是真实存在的。权力陶醉是危险的。站在有能力的施虐者一边，忽视受迫害的受害者，这种情况时有发生。可悲的是，权力经常被用于邪恶的目的。
但是对罪的反应不能一概而论。天上和地上所有的权柄都给了耶稣，所以我们不要怀疑所有的权柄。当权人士的虐待行为是对神本身性情的严重扭曲，因为祂是主宰万物的神。根据我二十多年的事工经验，我相信大多数牧师都应该得到无罪推定。在如今日益艰难的日子里，大多数牧师都在尽他们不完美但最大的努力去带领、服侍和教导。为了帮助人们看到上帝的真性情，我们必须纠正存在的虐待，不要夸大问题，不要质疑所有的权威，也不要损害那些不该被嘲笑之人的声誉。
译：王亚运；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作者博客：Toward a Better Discussion about Abu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