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福音派信徒，” 乔治·马斯登（George Marsden）曾经说过，“是一个喜欢比利·葛培理（Billy Graham）的人。”若这就是对福音派信徒的定义，那至少对今天来说，全世界都是福音派的。葛培理在世寄居的99年里激励了信徒，团结了福音派的基督徒，并谦卑地把耶稣指引给了他们。他渴望他们得救。而这就是他所有想要的。当他站在坐满数千人的体育场面前并传道说 “圣经说…… ”时, 我们相信了他。如今我们仍然相信。
如果说卡尔·亨利（Carl F. H. Henry）是这场运动的领袖，那么葛培理就是它的核心。虽然我们从多年以前就已经料到这个时刻会到来，而葛培理自己也多次说过，他期盼 “回家” 与主和心爱的亡妻路得（Ruth）在一起，但今天仍是一个打击。失去一场运动的核心是让人难以忍受的。
我们无法用简单的几句话来概括葛培理的一生。葛培理于1918年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一户农民之家，家境并不富裕。虽然葛培理的名声响亮，但他一直过着谦卑的生活。在克里夫·巴罗斯（Cliff Barrows）和乔治·贝弗利·希（George Beverly Shea）的配合下，葛培理在奋兴会上向数百万人介绍并解释了福音，用一个现代人听起来有点别扭的词来形容，这是一场“十字军”大会（Crusade）。
葛培理既是旧派，也是新派。他认识到福音派信徒需要善于利用媒体。很早的时候，他就上了收音广播、电视及银幕。葛培理了解到出版物对于福音派事业的关键性，于是为平信徒编写了二十几本书，刊登在《决策》杂志上，并与他的同事兼朋友卡尔·亨利创办了《今日基督教》杂志。
葛培理是出了名的共识缔造者，虽然这是他整个事工的特点，但他并不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他的声音是预言性的，但他和任何人都能沟通。他清晰地、以坚定的信念对抗共产主义的邪恶。但在1954年，当葛培理在纽约联合神学院向一群和他在神学上相左的师生发表演讲的时候，他主动与他们建立热络的关系，而他们也热情地接待了他。葛培理是被恩典和真理充满的人，并且从不会弄错次序。
看看这个例子。在1950年7月14日，他和三个最亲密的好友一同屈膝祷告。然而，有一个特殊之处使得这次的祷告不同寻常：祷告的场地。祷告是在白宫外面、记者团面前进行的，当时这四位刚刚结束了和美国总统半小时的会议。在祷告结束的时候，媒体记者爆出嘲讽的掌声，而葛培理回答了媒体一连串的问题。“在几天后我才开始领悟到”，葛培理在事后反思道，“我们是如何滥用了觐见总统的特权。” 但数年以来，即使经历了他所公开承认的这些失败，葛培理的坦诚及真诚仍然使他赢得了三位总统的亲密信任， 并在每位还活着的总统身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直到今日。《今日基督教》曾称葛培理这位基督徒为现代的“末底改”。
就在那个夏日的白宫外面，克里夫·巴罗斯、格雷迪·威尔逊（Grady Welson）、杰里·比万（Jerry Beavan）与葛培理，这四个人穿戴着“雪糕色的西装、手绘的领带和白色的巴克鞋” ，看起来就像——以葛培理自己的话说——“一个巡回的杂耍队”，是一群几乎不适去朝见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的人。虽然杜鲁门偶尔有出席教会聚会，但私底下却不屑于传统基督教，并且特别看不起福音派传道人。然而，他了解到葛培理正很快地成为全国的偶像，或许勉强答应和他见了个面。他很满意葛培理曾公开支持他的“杜鲁门主义”（目的就是要保护并避免希腊及土耳其落入苏联手中），因此答应在总统办公室里听这位传道人讲一讲。
葛培理在汇报完最近在洛杉矶和波士顿举行的奋兴会情况后，便开始询问这位总统的信仰状况。“总统先生，”葛培理冒昧地问道，“请和我分享一下您的信仰背景及倾向。”杜鲁门显然很不自在，他含糊地肯定了自己忠于“登山宝训和大诫命”。葛培理不满意杜鲁门的回答，便以给上千人所传的同样信息和他对质：“总统先生，这还远远不够。您所需要的是相信基督以及祂在十字架上的死。”杜鲁门感到被这种直接的呼吁冒犯了，于是他站了起来，似乎表示这个会议已经结束了。葛培理问这位国家首席执行官是否愿意做个祷告。“这应该不会带来什么坏处吧” 杜鲁门据说是喃喃自语道。传道人便把手臂放在总统肩上，为他代祷了。
会议结束后，媒体急不可待地询问会议的细节，葛培理只是把“自己能够记起的一切告诉了他们”。事情过去后很久，葛培理为自己在这方面严重缺乏判断力向总统道了歉，而杜鲁门则 “优雅地接受了”他的道歉。“在这次的过失后，”葛培理在他的自传中写道，“我向自己发誓，我若再次有机会接触一个有地位、有影响力的人，此类的事绝不会再发生了。”
这些机会来了。葛培理的正直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机，使自己可以与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约翰逊（Johnson）和尼克松（Nixon）三位总统接触。虽然最终发现了后两者的腐败问题，但有一件事仍然是清楚的：他们三位都了解葛培理所传的福音，即使他们没有听从这福音。
即使在历史看来，葛培理有时也会马失前蹄，但他还是尽力地改正。虽然他早先在公民权利这方面表现得不一致，但他还是悔改了，并于1957年在纽约举行的为期16周的“十字军”布道会期间，邀请了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与他一起在讲台上传道。这两个人一起传讲耶稣，让人难以置信。虽然马丁·路德·金之后批评过葛培理，因为他在1958年于圣安东尼奥举行的一次“十字军”布道会上，给了一位隔离主义者，德克萨斯州州长皮莱思·丹尼尔（Price Daniel）一个机会来介绍自己这位福音派传道人，此外他们对于越南战争也起了分歧，但两人还是在1960年重归于好。这是英雄之间的作为。因此在1963年，当金在伯明翰因和平的民权抗议而被捕入狱时，猜猜谁保释了他？是葛培理。
我在这篇文章一开始时引用了马斯登对 “福音派信徒” 下的定义，对此还有下文。“一个福音派信徒和一个基要主义者有什么分别呢？”马斯登问道。“有两种说法：基要主义者比你更保守。或者说，基要主义者是为某些事而战的福音派信徒。”
今天，仍然有一些基要主义者找比利的碴：针对他传福音的方式，针对他乐意和天主教合作，或者他够不上一位辩论家。凡是你能列出来的招数，他们都会使出来攻击他。但葛培理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而今天，我们相信天国是属于他的，就如耶稣所应许的。
在1989年，一位和福音派界长期保持关系的音乐家泰瑞·泰勒（Terry Taylor）写了一首歌，总结了后世之人对葛培理的感触。泰勒唱道：
我不了解其他的人
他们眼神背后似乎藏着什么
但是比利，您不是使手段的人
不带上伪装
我爱您，比利
我喜欢您简单的话语
而您似乎从不阻挡去路
没人完全像您
富有同情和真实
“就像我这样” 我说
我爱您，比利
再见了，比利·葛培理。我们爱您。
译:Lin；校：王霄星。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We Love You, Bil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