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的清晰性（透彻性）教义肯定了上帝通过祂的圣道所说的话是人可以理解的；圣经是人能够理解的。
本文论证了上帝以足够清晰的方式透过祂的圣道说话，使人能够理解、相信和顺服它。然后，本文尝试回答了“为什么会有如此多分歧”这个问题。
新教对圣经清晰性的教义一方面基于上帝的本性及祂在世上的活动，另一方面也基于圣经本身的见证。虽然称它为新教教义是有道理的，因为它是宗教改革神学的显著标志——而罗马天主教作者明确反对宗教改革，但它并非发端于十六世纪。宗教改革者们可以引用爱任纽（Irenaeus）、奥古斯丁（Augustine）、大贵格利（Gregory the Great）和路斯帕的富尔根（Fulgentius of Ruspe）来证明基督徒从一开始就坚信，任何人都能够理解圣经的信息，只要他们怀着信心、存心谦卑地来阅读它。
“因此，整部圣经，先知书、福音书都能让所有人清晰、明确、和谐地理解，尽管并非所有人都会相信它们......”——爱任纽，《反异端》（Against Heresies，II.27.2）
“因此，圣灵满有恩慈地规划了整部圣经，通过容易理解的经文祂纾解了我们的饥渴；通过较为晦涩的经文祂赶逐了我们的骄傲。那些晦涩难懂的经文所说的内容，几乎毫无例外都能在另一处经文找到清楚明白的说明。”——奥古斯丁，《论基督教教义》（On Christian Doctrine，II.6 [8] ）
“（圣经）满是让成人饱足的粮食和使婴孩饱足的奶水。”——路斯帕的富尔根，《讲道集》（Sermons 1.1）
“圣经就像‘一条又宽又深的河，清浅之处可以让羔羊涉水而行，幽深之处足够大象游泳。’”——大贵格利，《约伯记注释》中“致利安德（Leander）的序言”，（Commentary on Job，4）。
从这些早期注释（以及其他注释）中可以明显看出，承认圣经清晰性的教义一直以来都为艰深晦涩的经文与简单平实的经文留足了空间。它也为我们理解力的提升留下了空间。清晰并不等于简单，并非所有经文都像其他经文一样简单明了。然而从整本圣经的角度来看，随着对整本圣经的进一步熟悉，通过将艰深经文与简单经文进行比照，我们可以确信，圣经说得足够清楚，那些对上帝的良善抱有信心、谦卑祷告、愿意悔改并顺服祂所赐给我们之话语的人，能够理解圣经。这样的立场甚至在新约圣经中也显而易见，彼得可以说保罗书信中某些内容“难明白”（关键字是“难”而不是“无法”），但仍然让人能够理解经文的意思——而且有可能分辨出它们何时被“强解”了（彼后 3:16）。
这条圣经教义的一部分功能一直都是为了鼓励上帝的百姓阅读和研究上帝的话语，而无需经过教会教导机构的解释。圣经不是牧师和学者的专利，而是赐给上帝所有百姓的。在宗教改革时期，“圣经清晰性”的教义既反对天主教的主张——即必须要通过教会给出的解释才能正确理解圣经；也反对激进派的主张，即我们需要一个来自上帝的新声音，要比我们在圣经中得到的话语更直接、更清晰。相反，上帝将祂写下的文字赐给了我们，因此当我们一起阅读圣经时（这样，任何特立独行的解读都会受到挑战和纠正），我们的理解并不需要获得任何机构核准、学者共识或属灵经验的影响。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这样说：“圣经是它自己的解释者。”（Assertion of all the Articles）。
圣经清晰性教义的双重根基是圣经对上帝的描述和圣经对自身的描述，这是它与圣经其他属性（如权威性、完全真实性、可靠性和充足性）的共同之处。上帝是谁，祂就会赐予我们符合祂性情和目的的恩赐。我们可以也必须从关于神的教义转向关于神话语的教义，并最终转向神话语在实现上帝意图方面的有效性。尽管如此，圣经并没有对其自身、其本质和其目的保持沉默，尤其如果它所诉诸的最终权威是真实，那么它必须对我们如何理解它是什么和它做了什么有最终发言权。[1]
从开头到结尾，圣经中的神都以一位说话者的形象出现。祂“交流的行为”实现了祂的目的。上帝说话，世界便诞生了（创 1）。上帝说话，祝福了祂的创造（创 2）。上帝说话，面对人类的罪恶宣布了审判（创 3）。上帝说话，与亚伯拉罕立了约（创 12，17）。上帝说话，并在话语中赐下应许（如创 12；出 19；撒下 7；耶 31），这些应许都在基督里实现了（林后 1:20）。《希伯来书》的作者将上帝在整个宇宙历史中的作为总结为“神......晓谕”。（来 1:1-3）上帝的话语如此强大，如此完美地表达了祂的意图，以至于总能成就祂所要做的事（赛 55:11）。
上帝与祂子民之间的交流不仅通过口头语言，也通过文字。十诫是神“用指头写”在石版上的（出 31:18）。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出 24:3-4）先知们不仅说话，还把神赐给他们的话写下来（耶 25:14）。因此，彼得写道：“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彼后 1:20-21）。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不仅能引用先知过去所说的话，还能引用他们所写下来的话（太 4:4、7、10，11:10，21:13，26:31）。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无论是人类的罪，还是罪所招致的审判——人类的语言变得支离破碎，都没有阻止上帝与祂所拣选的人进行有效的沟通。堕落之后（创 3）的男人和女人；以及巴别塔之后的（创 11）亚伯兰，都能听懂上帝的话。当然，人仍然有可能按照伊甸园的模式拒绝上帝所说的话。仍有可能歪曲上帝的话，滥用上帝的话，就像撒但在旷野对耶稣所做的（太 4 ）。我们仍有可能曲解圣经招致灭亡（彼后 3:16）。我们仍然有可能对经文的某一部分感到困扰，因为我们还没有理解神所说的一切，甚至还没能理解神的应许在基督里实现的轨迹（徒 8:26-35）。然而，这些都不是所赐给我们之经文的问题。它们是我们的问题。
请想一想，说圣经不清楚，说我们的圣经是我们无法理解的晦涩难懂的经文，会带来什么后果。十八世纪早期的瑞士神学家本尼迪克特·皮克泰（Benedict Pictet）这样说：
......要么上帝不能更清楚地向人启示祂自己，要么祂不愿。没有人会说祂不能，而后一种可能性则是最荒谬的；因为谁会相信我们的天父上帝在必要之事上不愿意向祂的儿女们显明祂的旨意，从而使人更容易顺服祂呢？(《基督教神学》，Christian Theology，48 页）。
上帝是一个有效的沟通者。祂知道如何使用人类的语言来传达祂的本性、品格和目的。在使人认识自己这件事上祂既无任何束缚，也不受任何拦阻。是祂首先赋予了我们语言，而且从人类历史的最初几天开始，祂就证明了自己善于使用人类语言。正如一位更现代的神学家所说，圣经的清晰性意味着“圣经是上帝作为世界之光的自我显现。”（韦伯斯特 [J.Webster]，Confessing God,52 页）。
圣经清晰性的教义并非简单地从上帝的本性及目的中推导而来。它是圣经本身的教导。事实上，它是耶稣传道的基本前提。如果所记载的内容无法理解，那么祂所呼吁的“经上记着说”就没什么意义了。耶稣的呼吁假定了所写的是可以为人理解的。祂经常提出的问题“你们没有读过......吗？”(太 12:3、5，19:4，22:3）。法利赛人没有遵守，撒都该人没有盼望，并不是因为这些话晦涩难懂。耶稣的假设是，他们本应读懂，本应理解，因此本应采取不同的行动。
书面文字的用途假定了它的意义可以为人理解。否则，它怎能成为鼓励和盼望的源泉（罗 15:4）？否则，圣经怎能使人“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又怎能“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提后 3:15-16）？耶稣曾用一个重要的比喻来教导人们必须对已经赐下的话语做出回应，祂尤其指出：“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路 16:31）保罗后来鼓励哥林多信徒效法他“不可过于圣经所记”。（林前 4:6）
从约书亚（书 1:8）到提摩太（提前 4:13）都鼓励人私下和公开阅读和研读圣经。使徒保罗以圣经作为他传道的关键和核心（徒 17:2-3）。庇哩亚基督徒会“天天考查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徒 17:11）耶稣的传道、祂的死、复活和升天都是根据律法和先知的话来理解的，上帝的这一伟大干预指出了旧约见证一直以来所指向的目标（约 5:39；路 24:44）。
耶稣的传道、使徒的使命和早期教会的生活模式都带着对圣经清晰性的信心，相信读经的人能够理解，也应该理解圣经。长期以来，基督徒门训的一个特点就是经常深入挖掘上帝的所默示下来的文字，从而滋养信心，塑造生命。正如英国圣公会改革者托马斯·克兰麦（Thomas Cranmer）所说：
无论何人，只要勤于阅读，并在心中印下所读的圣道，那么他对今世短暂事物的眷恋就会减少，而对其中上帝应许的属天之物的渴慕就会增加。（《阅历了解圣经结出丰硕果实》，A Fruitful Exhortation to the Reading and Knowledge of Holy Scripture，中文名暂译）
如果人不能理解圣经所写下来的内容，那么改变人心的伟大工作将无法完成。使徒保罗不止一次地问道：“经上说什么呢？”（罗 4:3；加 4:30）
对圣经清晰性的一个关键反对意见是，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对特定经文含义的理解有分歧。图书馆里到处都是对细节有不同看法的注释书，有时甚至存在更大的分歧。如果经文如此清晰，怎么会这出现这种情况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比表面看起来的要复杂得多，尽管它并不涉及圣经本身存在缺陷这类的说法。不清楚的地方不在于经文，而在于读者。在某些情况下，由于人们不熟悉经文所使用的语言或整本圣经的大背景，可能会带来不确定、混乱或对特定经文的误读。在其他情况下，读者可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文本之外的材料强加给文本，这些材料来自他们自己的背景或语境、他们自己的文化惯例、各种历史重构的可能性或当代学术界的惯例。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有时会强解圣经中的神迹，这并不是因为圣经的记录不清楚使人无法理解发生了什么，而是因为从一开始人们就排除了对特定事件的超自然解释。有时，不同的观点源于我们对圣经文本提出的问题，因为我们带着不同的目的、不同的关注点以及不同的背景而来，并坚持要为文本本身从未涉及的问题提供一个答案。最严重的情况是，由于一个群体或另一个群体（或许两者都是）拒绝让圣经经文呼召我们悔改错误的思想或行为，因此我们发明了一些解释经文的方法——降低圣经的要求，从而导致了分歧。
上帝自己提供了一些方法，让我们这些有罪、带有偏见的人可以理解祂所赐予的清晰话语。祂给我们的是整本圣经，而不是孤立的经文（上下文和圣经神学是重要的纠正方法）。我们知道整本圣经的方向：基督，上帝的爱子，人类唯一的救主。祂赐给了我们彼此，让我们互相帮助、互相监督，从而“顺着常理”而不是“逆着常理”来阅读圣经。与来自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一起阅读，可以揭露出我们没有注意到的盲点，而这些盲点会扭曲了我们的理解。祂赐给我们牧师和教师，不是让他们成为独自掌控经文的大师，而是让他们成为有恩赐的人，他们很可能比我们其他人更专注、更长久地学习圣经。但最重要的是，祂赐给我们祂的灵，也就是感动那些开口为神说话并写下神赐给他们文字之人的灵。在圣灵的帮助下，我们祷告；在圣灵的帮助下，我们读经。
我们承认圣经的清晰性，这反映了我们相信上帝是良善、智慧和大能的。祂希望我们理解祂要对我们说的话，祂知道如何用我们能够理解的方式说出来，祂能够克服一切拦阻我们理解的障碍。这样的信心也显露在圣经中（赛 55:10-11）：
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
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决不徒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
[1] 最终权威，如果真的是最终权威，就必须是自验性的。当争论的焦点必然对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有最终决定权时，就必然会出现循环论证。W. P. Alston, ‘Epistemic Circularity’ (1986), reprinted in Epistemic Justification: Essays in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319–349; M. Bergmann, ‘Epistemic Circularity: Malignant and Benign’,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69 (2004): 709–727.
编注：
本文为“简明神学”系列专文之一，本文所表达的所有观点均为作者本人的观点，本文基于知识共享（Creative Commons）的署名-相同方式共享（Attribution-ShareAlike, CC BY-SA 4.0）协议免费提供给公众，允许用户以其他媒体/格式和改编/翻译其中内容，但需要附上原文链接、指出自己所做的修改，并采用同样的知识共享许可协议。
译：DeepL；校：Jenny。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The Clarity of Scrip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