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摇篮是宗教改革。事实上，改教家们孕育出工具理性的科学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催生了激进的多元主义、自由民主、怀疑精神与资本主义——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它将充满圣礼的宇宙替换为一个失去神圣色彩、缺乏神与意义的物质世界。过去几个世纪以来，这已成为解释现代性起源的常见思路。唯一的问题是：对于宗教改革这种所谓的开创性角色，我们究竟该赞扬还是谴责？

圣母大学的历史学者布拉德·格雷戈里（Brad Gregory）选择了后者，其著作标题《意外的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如何使社会世俗化》（The Unintended Reformation: How a Religious Revolution Secularized Society）已表明立场。持此观点的并非只有他一人。事实上，他延续了反宗教改革以来罗马天主教辩论中一条稍显细致的脉络。更关键的是，他以一种惊人的宏大视角，重复了我所称的“司各脱叙事”（Scotus Story），只是缺少了亨利·德·吕巴克（Henri de Lubac）与阿莫斯·冯肯斯坦（Amos Funkenstein）的细腻辨析，也不具备约翰·米尔班克（John Milbank）与其激进正统（Radical Orthodoxy）学派作家们的哲学深度。

简而言之，就本话题而言，本书提出的司各脱论题（Scotus Thesis）可归结为：中世纪异教智慧与基督教思想融合的体系曾在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处达到顶峰，却因邓斯·司各脱（Duns Scotus，1265–1308）及其更激进的方济各会同道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1287–1347）而解体。这一解体过程包含四个关键转折：

1. 单一义性（Univocity），即主张“存在”一词对神与人类具有完全相同的含义。如此一来，神要么成为众存在者中的一员，要么成为万物总和，而受造物仅是其组成部分。无论哪种情况，传统信仰中“人类存在只是对神存在的类比”这一观念都已丧失。因此，当我们说神“存在”时，给这个词加上引号，正是为了表明我们拒绝在任何层面将造物主与受造物等同视之。单一义性带来的一个后果，是神圣能动性与人类能动性陷入零和博弈：神作为动力因的作用越凸显，受造物的因果效力就越被削弱。而在类比的认知框架中，神从来不是众多行动者之一。
2. 简约性（parsimony）原则（即奥卡姆剃刀原理）主张最简单的解释应被优先采纳。实践中，这一原则逐渐使科学家能够在现象足以通过自然原因得到简明解释时，排除神在自然中的参与。
3. 激进的唯意志论（ radical voluntarism）将意志（包括神的与人类的）与理智乃至自然割裂。神的绝对权能具有全然决定性，以至于祂创造的世界可能与传统神学所相信的自然内在设计或目的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悖。理性与启示之间、神常规运行与非常规（甚至任意）意志之间开始出现裂痕。这种唯意志论也延伸到受造物：人类越来越不由其本性（内在本质）决定，而更多被其意志（自主选择成为的状态）塑造。
4. 对个别性的侧重超越普遍性。虽然司各脱至少承认普遍性存在于心灵中，奥卡姆却断言它们仅是实用的术语或隐喻（由此催生唯名论）。我们使用这些术语将具有相似特征的个别事物归类。因此，在自然哲学中获取真理的途径，并非通过演绎推理考察本质（或普遍形式），而是通过基于观察的归纳法研究事物（或个别对象）。

亨利·德·吕巴克（Henri de Lubac）将这一叙事追溯至更早的 11 世纪格列高利改革（Gregorian reforms）。近期的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在《世俗时代》（A Secular Age）中同样沿用了司各脱叙事，同时融入了西方改革运动的历史脉络，极大地丰富了他的论述。在不同程度上，这一论题主导了罗马天主教与高派圣公会（Anglo-Catholic）对现代性的解读，包括艾蒂安·吉尔松（Etienne Gilson）、路易·杜普雷（Louis Dupre）以及约翰·米尔班克（John Milbank）的激进正统（Radical Orthodoxy）学派。该观点也出现在汉斯·博尔士马（Hans Boersma）、彼得·莱特哈特（Peter Leithart）等福音派与改革宗作家的著作中。

各归其位

一旦你接受了司各脱叙事，其他一切便都顺理成章了。宗教改革成为现代“祛魅”现象的载体。改教家们撕碎了圣礼织锦的传统图景，将形而上的单一义性、唯意志论与个人主义的逻辑推向必然的终点。格雷戈里指出，改教家本意是恢复更符合圣经的创造主与被造物关系神学：

然而，他们某些偏离传统基督教观念的做法，似乎隐含着单一义性的形而上学预设，这些做法很可能确实促成了最终那种祛魅自然观的形成。其中之一便是他们对罗马教会所理解之圣礼性的多方面否定——不仅针对教会的七项圣礼，更是否定那种将超越的神在自然物质世界中并通过这世界彰显自身的、整全的圣经实在观。（41 页）

《意外的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如何使社会世俗化》

布拉德·格雷戈里（Brad S. Gregory）著

 

 

 

哈佛大学出版社，592 页。

但问题在于，尤其对一部历史著作而言，全书缺乏实质的历史论证。司各脱叙事被直接当作既定前提，尽管数十年来已有大量反证涌现。理查德·克罗斯（Richard Cross）、玛丽莲·麦考德·亚当斯（Marilyn McCord Adams）、艾伦·沃尔特斯（Alan Wolters）等司各脱研究专家甚至未被提及。

涉及宗教改革时，司各脱叙事更显牵强。格雷戈里闪烁其词，用“某些偏离……似乎隐含一元论的形而上学假设，这些假设很可能最终促成了一个祛魅自然世界的观念”这类限定语，结果使得这部作品与其说是关于宗教改革的专著，不如说是如他所言的“我们已经失去的世界”的自我构想。书中竟未引用任何一手文献（甚至未提及相关领域的二手研究）来支撑这一核心论点。

路德确实曾受教于一些唯名论教师，但他们那句格言——“神不会拒绝把恩典赐给那些尽其所能的人”——反而使路德对这一学派心生反感。在哲学层面，路德更感兴趣的是德国神秘主义，那种被司各脱叙事拥护者视为“当下救赎之道”的新柏拉图主义（米尔班克[John Milbank]语）。加尔文不是哲学家，但在相关议题上他通常支持阿奎那，并将司各脱式的“神绝对权能”（absolute power）观念斥为“出自地狱的魔鬼式亵渎”。相比天主教同时代学者，路德宗与改革宗经院学者反而更普遍地持守传统的类比教义而非单一义性。

本书的真实论点

然而对格雷戈里而言，这些根本无关紧要。他虽然以司各脱叙事为预设，但真正的论点是：宗教改革摧毁了拉丁基督教世界的共识。通过分裂教会并陷入各种信条纷争，宗教改革证明了“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原则必然导致灾难。在格雷戈里笔下，其他“唯独”信条同样不堪一击——尽管他将改教家明确反对的观点（例如认为人类堕落後神形象已彻底丧失）强加于他们。

格雷戈里将“唯独圣经”曲解为“只有圣经”（solo scriptura），仿佛改教家支持个人对圣经的私下解释，而事实上他们显然并非如此；并将改教家观点与激进再洗礼派混为一谈。结果显而易见：宗教战争迭起，欧洲精英对所有教义主张产生怀疑。于是，他们转而诉诸世俗理性，从而抹去了神在世界中以及在我们对世界认知中的存在。借助“形而上学单义论”（metaphysical-univocity-thesis），书中每一章都沿着同样的路径，从宗教改革一直追溯到笛卡尔（René Descartes）、牛顿（Isaac Newton）、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洛克（John Locke）、休谟（David Hume）、康德（Immanuel Kant）、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胡塞尔（Edmund Husserl）和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即便所谓“作恶者”实际上是罗马天主教徒，也被解释为他遵循了新教脚本（Protestant script）。

这不是一部探讨宗教改革历史及其现代影响的著作，而是一部由六篇论文组成的论战小册子，旨在论证宗教改革如何摧毁西方世界：《排斥神》《相对化教义》《控制教会》《道德主观化》《制造物欲生活》《世俗化知识》。似乎为了回应可能的质疑，格雷戈里最终以“反对怀旧情结”作为全书结语。

谬误与浅见

我认同格雷戈里对单一义形而上学思想及其影响的忧虑。但即便是德·吕巴克对该思想如何误入歧途的论述，也包含了宗教改革乃至司各脱之前诸多重要历史事件。格雷戈里强调教会纷争助长怀疑精神固然正确，但事实上，这类情况早已反复发生——最近的一次就是西方大分裂（Western Schism，1378–1417），当时教会因对立教皇而分裂超过半个世纪，所有基督徒都处于某位教皇的绝罚令之下。人如何能够确定自己服从的是教会真正的领导，从而确实处于恩典状态呢？这一分裂本身就是由教皇与教会议会究竟谁拥有最终权威的争论引发的，更别说与世俗权力的关系了。

格雷戈里夸大了中世纪共识的稳定性。近乎泛神论的神秘思想体系曾与“物质永恒”等争论并存竞逐。巴黎大学与梵蒂冈在转变立场前对亚里士多德学说（连带波及援引其思想的神学家如阿奎那）的谴责又该如何解释？文艺复兴复兴异教巫术，并使古代怀疑论、伊壁鸠鲁主义、斯多葛主义等思潮通过大量新译本持续涌入近代思想血脉——这些在格雷戈里单色调的叙述中全无踪影。难道一个彻底腐化的教廷所引发的暴力反应导致广泛流血事件，反而要归咎于那些仍竭力鼓足勇气参与会议寻求共识的改教家？

我始终认同思想史研究的价值。但《意外的宗教改革》这部著作却让思想史声名扫地。书中似乎完全抹除了社会、技术、经济、政治等所有因素，它们全被归为结果而非原因。整部历史被简化为寥寥数个思想理念，从司各脱经改教家中转直至尼采的线性传递。

书中那些核心论断，即便不完全错误，往往也是流于浅见。有谁会否认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分裂了西方教会？或质疑不同教义之间的争执确实导致了更剧烈的竞争，随后军队以基督之名摧毁城市引发厌恶，从而为国家权力扩大、教义受限于私人领域打开了大门吗？虽然“意外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本是一个富有启发性的范畴，但在格雷戈里笔下却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用来解释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追寻美德》（After Virtue）读者眼中当代最令人遗憾的特征。宗教改革难道是腐化中世纪教会的“意外后果”？那么反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又产生了哪些意外后果呢？

缺失的叙事

《意外的宗教改革》这类论战著作与众多新教作品存在一种讽刺性的相似：双方都将复杂的十六世纪简化为围绕“科学想象”“民主”“资本主义”等核心概念构建的线性叙事，并且以一种明显不合时代背景的方式，要么称赞宗教改革在其中的开创性角色，要么将责任完全归咎于它。除了带着偏见的历史书写之外，更重要的是，这种处理方式抹去了对改教家本人，尤其是其继承者——新教经院神学家——之形而上学前提的准确理解；而这些人，在所争论的若干关键问题上，其实格外遵循传统，甚至明显带有托马斯主义（Thomistic）的色彩。

倘若采纳许多历史学家（如让·德吕莫 [Jean Delumeau] 或帕特里克·柯林森 [Patrick Collinson]）的视角，将宗教改革视为对尚未真正基督教化的欧洲进行的“再福音化”，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初次福音化”，便很难将其单纯视作现代性的载体，更遑论世俗化的推手。不过，仅仅提出这种看法，也不过是另一种论战式历史书写。所有这些叙述共同缺失的，是一种与历史本身一样复杂、也同样引人入胜的叙事。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The Unintended Reform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