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自己的职业中一直试图了解我的信仰应该如何影响我研究经济学的方式。认信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复活了，并且还会再来，这如何改变我对资源稀缺性和激励措施的思考，或者如何可以具体影响金融危机和货币政策？即使过了很多年，我仍然没有得出清楚的答案。
为此，我拜读了本杰明·弗里德曼（Benjamin Friedman）所著的《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崛起》（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希望能从中得到启发。弗里德曼是一位政治经济学家，他认为18世纪的神学辩论给亚当·斯密带来了思考的灵感，并使公众接受了他的想法，这最后导致了现代经济学的发展（24页）。
亚当·斯密的想法从宏观角度来说是这样的：如果市场是充分竞争的，那么对本身利益的追求不仅可以而且必定会给其他人带来好处——这一想法具有相当的革命性。弗里德曼认为，亚当·斯密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而且得到了公众和舆论的广泛接受，这是因为社会已经脱离了“正统加尔文主义主张的预定论”（5页、168页）。作为一个拥有改革宗神学信仰的主流经济学家，他的这一说法让我觉得受到了挑战。如果弗里德曼是对的，那么我的神学信念与我对经济学的研究似乎在背道而驰。
我在弗里德曼的这本著作中发现的并不是对这个问题的答案，甚至主要也不是对阿民念主义如何导致现代经济学崛起的解释。如果这就是本书的全部内容，它的篇幅可能只需要实际的十分之一。相反，弗里德曼彻底而全面的历史研究展示了很多宗教与经济如何共同发展的画面。
虽然弗里德曼认为神学发展推动了经济（和政治等）的发展，但我认为他对历史的重述反映了更多的东西。首先，神学的发展往往反映了两个浅薄的、不平衡的神学选择之间的错误二分。第二，神学和经济学发展的彼此相照也反映了所处时代的其他变数，特别是启蒙运动带来的影响。
阅读弗里德曼的书时，人们一定会认识到西方教会在（未能）洞察神学上的细微差别和保持观点间张力上令人失望的历史。许多神学辩论基本上都“不可能两者兼得”，然后人们通过走这个或那个新神学的道路而造成了分裂。道德或教义重要吗？（为什么不是两者都重要？）是救赎还是伦理？人类是按照神的形象受造的还是败坏堕落的？上帝是良善的还是圣洁的？（197页）
当谈到“正统的加尔文主义预定论”时，人们拒绝的并不是一种相信神的主权通过人类道德主体发挥作用的、细致入微的救恩论，人们拒绝的是一种改革宗救恩论的浅薄版本。这就是可悲的历史真相。启蒙运动加速了人们远离这种扁平化的、浅薄的预定论，因为当启蒙运动的理想在更大程度上重视了人类的责任和主体性时，基督徒感到不得不拒绝一种简单、不平衡的神学，而选择另一种。启蒙运动对人类理性和自由至高无上的信念，明显地促使人们想要选择阿民念主义、接受一个更简单和符合启蒙运动的基督教答案。
读了弗里德曼的论述，我想大声疾呼，让人们更深入地从丰富的改革宗传统中汲取营养，而不是（因为一个糟糕的浅薄版本）放弃它。同时肯定人类的主体性、上帝的恩典和人的成长与发展，这是有可能的，也是正确的——《圣经》教导的正是这些。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肯定《圣经》中上帝的主权和圣洁的教义，肯定人类堕落败坏的教义。如果你想将无数的圣经真理保持在美丽的平衡中，改革宗传统有很深的水井可以供你汲取。
但拒绝将圣经真理整合在一起，恰恰是人们喜欢做的事情。因此，启蒙运动并没有带来对改革宗神学的重拾和整合，而是带来了对其浅薄版本的抛弃。人们并没有平衡教义之间的张力，也没有允许多个价值的并存，而是在他们想要接受新的价值时完全改变了阵营——甚至放弃他们应该继续坚持的价值。我希望每个人都能读一读亚当·马布里（Adam Mabry）的《停止选边站》（Stop Taking Sides）一书。马布里在他的著作中展现了基督徒如何能够保持合一、抵制选边站的试探。我们通过保持圣经确实让我们看到的教义间张力做到这一点。
加速神学辩论的启蒙运动原则也影响了亚当·斯密对人类责任和发展潜力的思考。这个故事不是“宗教推动了其他领域的思考”这么简单，而是政治、经济和宗教的发展在相互反照和影响。这不是神学历史和经济学历史在各自单线发展，它们就像在一个装满镜子的大厅里一样，被宗教、政治和经济的思考反照着思考并且向前发展。弗里德曼认为，我们往往没有意识到我们的神学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经济和政治的思考，反之亦然。我认为他是对的。
首先，宗教理念常常放大、折射和加深社会中的其他信念，认识这一点这很重要。当某些观点在神学上被固化下来不容挑战时，在政治和经济问题上要进行平衡的讨论就变得更加困难。当对立观点之间的鸿沟被投射到神学术语上时，距离就会变得更大（例如，315页）。
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弗里德曼表明，几百年来，经济学思考反映了一种强烈的后千禧年主义（276页）。为什么后来神学又走向了前千禧年主义呢？部分是被大萧条和世界大战的历史经验推动的（358页）。关于人类进步前景的历史观点变化也反映在神学和经济学上。由于经济观点被千禧年观强化，不同的基督徒会对经济政策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当对人类发展和人类主体性的信念与其他圣经价值观一致时，我们可以平衡和细致地驾驭关于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困难对话。但是，当我们的观点成为扁平、浅薄、一元的神学时，我们可能会失去这种平衡和细微差别。如果我们对那些与我们意见不同的人失去尊重，那更是雪上加霜。
第二，这个装满镜子的大厅是一个被扭曲的大厅。人们犯了许多概念性错误，对经济和神学得出了毫无根据的结论。人们可能会这样论述：“人们不能靠自己赚得救恩，所以他们不能做任何事情来改善他们的属灵状况；因此，人们也不能做任何事情来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但等等，经济状况得到改善是可能的，只要努力就行，所以人们显然可以改善自己的状况，所以也许救赎是通过善行赚来的。”（例如，167页）。像这样错误的神学推理常常导致对正统基督教教义的全面拒绝。
从历史来看，无论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都给我们简单的二元选择（例如，自由派还是保守派，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因为他们在宗教中看到的也是二元选择。神学上的确有需要二分的时候，但神学上的二分不需要对应经济政策中的二分。神学上的救赎论或末世论观点可能对其他问题，特别是经济问题没有直接的、单一的影响。
根据弗里德曼的说法，作为一个主流经济学家和一个“相信预定论的正统加尔文主义者”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是不可行的。但我认为，之所以不可行是因为人们持有的神学过于浅薄，以至于无法同时肯定和重视我们在圣经中发现的众多真理。
但你可以（也应该）重视人类的道德主体性，相信人类能够以有意义的方式改善社会，并相信上帝在救赎和历史中拥有主权，当耶稣再来时，万物将得到更新。你可以（也应该）认识到，驾驭经济和政治往往需要复杂的价值观和信仰的平衡。也许，有时候，我们不必要地、不知不觉地让浅薄的神学观点决定了我们对其他问题的看法。
美国亚马逊网站对这本书的介绍如下：
当代经济学的批评者抱怨说，对自由市场的信仰——在经济学家和许多普通公民中——成了一种宗教。而且，事实证明，在更深层次、更有历史基础的意义上，这种想法是有道理的。
和将经济学视为启蒙运动之世俗分支的传统历史观点相反，本杰明·M. 弗里德曼表明，宗教从一开始就给经济学施加了强大的影响。弗里德曼清楚地指出，从18世纪开始，我们现在认识的经济学思维发生了基础性转变，这一转变是被英语新教世界中激烈争论的宗教思想路线所决定的。在亚当·斯密及其同时代人生活的世界里，关于上帝赋予人类的责任、关于来世和关于我们存在的目的等议题都在当时受到了全面检视。
弗里德曼探讨了这些辩论是如何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我们这么多同胞的费解行为，他们对经济政策的看法以及他们的投票行为似乎与有利于他们的经济利益严重相悖。弗里德曼阐明了宗教思想和经济思想之间关系的起源及其后果，为我们当前的经济政策辩论提供了宝贵的见解，并展示了为所有公民制定更有效政策的方法。
KNOPF出版社，560页。
译：DeepL；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Calvinism and Capitalism: What Does Theology Have to Do with Economic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