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在一个段落的论述中就抓住一个社会的时代精神，这样的作家非常罕见，能够做到这一点并且在200年后仍然提供苦口良药般洞见的作家更是凤毛麟角。这就是为什么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关于19世纪30年代美国的评论如此引人注目。
看看美国人追求幸福的狂热程度，看看他们如何不断地被一种模糊的恐惧折磨着，害怕自己没有选择捷径来实现幸福，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美国人把自己和这个世界的美好联系在一起，就好像他相信自己不会死一样，而且他急于抓住那些唾手可得的东西，以至于人们会说，他每时每刻都担心自己在享受这些东西之前就死了。他抓起所有东西，但没有抓住，他很快让它们从手中逃脱，以便追求新的享受……死亡终于来了，在他厌倦了这种对完美幸福的徒劳追求之前，死亡终于阻止了他。（511–14页，英文直译）
美国人的躁动不安分让托克维尔着迷。在这片广袤富饶的大陆上，几乎每个人都是中产阶级，然而又有着一种狂热、急躁、焦虑、煎熬和抓狂的精神特质。就好像消费并没有（如同许多人自信地认为的那样）带来满足感，财富也没有带来安宁。两个世纪过去了，托克维尔的诊断仍然适用——不仅对美国，而且对整个西方世界而言也一样。
这种观察构成了本杰明·斯托里（Benjamin Storey）和珍娜·西尔伯·斯托里（Jenna Silber Storey）夫妻俩合著的精彩新书《我们为何不得安息：论现代人对满足的追求》（Why We Are Restless: On the Modern Quest for Contentment）的核心。这是一部出色的护教论著，尤其是因为作者并没大张旗鼓地护教（包括基督教）。文笔优美，论证细致，既微妙又具有探索性。
美国亚马逊网站这样介绍这本书：
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代，然而我们在各处看到的迹象表明，我们对幸福的追求已证明是徒劳的。我们不满足，我们为了改变而寻求改变——即使这意味着破坏我们共同生活的基础。在《我们为何不得安息》一书中，本杰明和珍娜·斯托里对这种不安的根源进行了深刻而美好的反思，并评估了我们治愈自己的种种方式。
借鉴蒙田（Montaigne）、帕斯卡尔、卢梭和托克维尔的见解，《我们为何不得安息》探索了引导我们前进的现代幸福观，以及如影随形的不安。在16世纪，蒙田阐述了一个关于人类生活的原始愿景，启发人们把自己看作是在此时此地寻求满足的个体，但帕斯卡尔认为，我们若想找到幸福，不能通过愉快地寻求自我，只能通过痛苦地寻求上帝。卢梭后来试图借着攻击帕斯卡尔拯救蒙田的世俗主义，但他失败了。沉浸在这些争论中的托克维尔于1831年访问了美国，观察到一个民族“在他们的幸福中躁动不安”，发现当整个民族寻求世俗的满足时会发生什么——大部分是得到更多不满。
《我们为何不得安息》指出，尽管我们所继承的哲学让我们假装可以随心所欲地生活，却带来了明显的同质化和不快乐的生活。要找到真正的满足感，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关于幸福的最基本假设。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64页。
通过法国作家蒙田（16世纪）、帕斯卡（17世纪）、卢梭（18世纪）和托克维尔（19世纪）的作品，斯托里夫妇——这两位傅尔曼大学（Furman University）的教授——研究了人类寻求安息和幸福的方式，以及为什么这么多人以失败告终。
斯托里夫妇认为，躁动不安充斥着美国人的生活。你可以在任何地方看到它：“在我们对电子屏幕的热爱中，在屏幕带来的移情和干扰中；在我们对饮食和穿着的无穷多样性的需求中；在我们对改变精神物质的胃口中，从大麻到百忧解（Prozac） 再到灰皮诺葡萄酒（Pinot Grigio）；在我们对人类生活几乎每个领域的危机迷恋中”（x-xi）。奇怪的是，他们指出，躁动似乎随着特权而增加，而不是减少。正如托克维尔所说，现代中产阶级“在他们的幸福中躁动不安”。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这种没有和平的不安感从何而来？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对于米歇尔·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 1533–92）来说，我们的问题仅仅在于我们过于关注自身之外的东西。与其在我们的自然生活之外寻找意义——宗教、美德、荣誉、知识或其他什么——不如学习实践内在的满足感。幸福的关键在于简单地把握自己和世界，追求“单纯的生活，为了生活而生活，没有哲学、政治或信仰的定向规范的生活”（22页）。今天，我们可能用“活在当下”或“正念”这样的语言来描述它。幸福就在这里，而不是在另一个世界，我们可以通过实践正确的生活方式来找到它，“以追求内在的满足感为导向，在我们的内在生活中追求心理平衡，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寻求直接的认可”（48页）。
对此，帕斯卡尔（1623–62）的回答总结起来就是两个字：胡扯。对帕斯卡尔而言，蒙田严重低估了这个问题。蒙田接受琐碎和短暂的快乐作为真正喜乐的替代品，这让我们无处可去，他的建议本质上过于天真。人类不需要陈词滥调、偏离主题和一些消遣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我们需要真理、正义、爱、永恒，以及最终极的上帝。
但是我们是无知的，有限的，注定要死亡的。这意味着，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我们就会很痛苦：“我们对自己必死的意识，以及对自己无知的意识，让我们不快乐……一个人的欲望如此彻底地超出了他的可能性，他不可能取得心理上的平衡。只要对我们想要和我们是什么之间的落差做一个诚实的估计，痛苦就是不可避免的。”（66页）我们有一个比蒙田承认的更深层次的问题，我们需要一个更深层次的解决方案。因此，尽管帕斯卡尔看起来比蒙田更加悲观，但实际上他寻求的是一种更加丰富的快乐，并且拒绝接受任何少于这种快乐的东西。他总结道，这种喜乐只能在基督里找到。
卢梭（1712–78）认识到帕斯卡尔说到点子上了ーー18世纪巴黎的社会名流和哲学家们确实暗自痛苦ーー但他想用不同的方式解决问题。“对帕斯卡来说，”斯托里解释说，“我们不快乐是因为我们与上帝疏远了。对卢梭来说，我们不快乐是因为我们与自己疏远了。对帕斯卡来说，自然已然堕落，但是上帝可以拯救它。对卢梭来说，人类虽然堕落了，但是可以被自然所救赎。”（102页）因此，人们开始通过“全身心投入”某些事物来寻求完整性：孤独、社会、公民身份、个人主义、教育、家庭。卢梭追求每一样东西，却发现他所渴望的满足感每次都是一种幻觉。他的友谊崩溃了，他的家庭生活是一场灾难，他在公民权和教育方面的实验失败了；甚至孤独也没有给他带来安宁。
但是，他的失败中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卢梭就像实验室里的化学家，其大胆的元素组合在他脸上炸开了花：这个实验杀死了它的始作俑者，但也在他的烧杯里留下了明显的残留物。”（139页）这是一个悲剧性但又有教育意义的遗产。“现代人对内在满足的追求注定会让我们一如既往地坐立不安，无论我们多么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139页）
这让我们回到了托克维尔（1805–59）和他对美国人躁动不安的分析。托克维尔和帕斯卡尔一样，怀疑在所有蒙田式的繁荣论之下潜藏着一种动荡不安ーー更不用说平等、自由和追求幸福ーー而且繁荣越大，不安越大。他的作品试图向美国人传授“帕斯卡式的教训，即他们的财富、他们的骄傲、他们的目标——幸福永远不能满足一个人的灵魂。”（144页）
这是一次艰难的推销。美国人，就像现代西方人一样，倾向于用内在的、物质的方式来看待世界，这使得人们更难相信灵魂，也更难提出关于意义、属灵和超越性的深刻问题。但这正是问题所在。“没有自知之明的引导，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就会变成一系列匆忙的地点、职业和假期。”（163页）
《我们为何不得安息》是一本旨在阐述而非教导劝勉的书。没有接下来怎么办，没有雄辩的论据，也没有具体的应用。它以令人印象深刻的清晰、机智和简洁，出色地总结了四位重要思想家的观点，并提出了一些关于现代追求幸福的深刻问题。但这并不是一本教人如何应对的实用指南。因此，公平地说，它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的那杯茶。
然而，在我看来，在后基督教的西方，斯托里夫妇指出了一些对福音传道和护教具有重大意义的东西。在一个越来越平的世界里，超越已经消逝，一切都是内在的，躁动不安是不可避免的。正如他们解释的那样（178页，重点为笔者所加）：
帕斯卡尔揭示了像阴影一样困扰着寻求内在满足时所带来的痛苦。这种痛苦——小心翼翼地隐藏在现代男女特有的消遣爱好中，却不断地暴露出来——是我们所追求的幸福与我们是什么样的被造物之间不匹配的持久标志。
但是，对任何一个具有足够奥古斯丁精神的人来说，这当然都是一个极好的机会，让他开声说：“主啊，你为你自己创造了我们，我们的心永不安宁，直到在你身上得到安息。”
译：PSJ；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Why Are We All So Restl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