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注意力俨然成了抢手货，各方都想分一杯羹。然而，那些争相抢夺关注的人，似乎并不在意我们给予的关注是否真诚、深入。在这个所谓的“注意力经济”中，少有人渴求我们深思熟虑的专注。相反，大多数人想要的，不过是我们漫无目的的滚动浏览和随意点击。他们所追求的是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所描绘的“碎石路”（macadamized）式思维——我们的思想被压缩成鹅卵石般大小，杂乱无章地铺散开来。在这条思想的碎石路上，我们的智慧被碾碎，深度被抹平，就像那些被车轮碾压的石子，失去了棱角和特色，只剩下千篇一律的平庸。
我们可能觉得当今对注意力的争夺特别激烈，但早在四世纪，奥古斯丁就已经感受到类似的压力。奥古斯丁渴望摆脱世俗琐事，专心学习，但他并不想独自与书为伴。在《忏悔录》中，奥古斯丁这样写道：
大家谈论，嬉笑，彼此善意的亲昵，共同阅读有趣的书籍，彼此玩笑，彼此体贴，有时意见不合，却不会生出仇恨，正似人们对待自身一样；而且偶然的意见不同，反能增加经常意见一致的韵味；我们个个是老师，也个个是学生；有人缺席，便一心挂念着，而欢迎他的回来：所有以上种种，以及其他类似的情形都出于心心相印。
同样，在《陶然话语：媒体技术与实践的盼望》（Words for Conviviality: Media Technologies and Practices of Hope）一书中，格罗夫城市学院（Grove City College）英语副教授杰弗里·比尔布罗（Jeffrey Bilbro）提出，解决“碎石路”式思维的良方，是与古代作者和身边读者建立友谊。他指出，面对源源不断的吸睛内容所造成的注意力疲惫，我们的对策不是一人独处或无脑的放松，而在于阅读和交谈。
《陶然话语：媒体技术与实践的盼望》
杰弗里·比尔布罗 著
《陶然话语》一书的论述仿佛一场分为三个阶段的心灵之旅，探讨了作者们用来回答三个核心问题的一系列比喻：工业化印刷时代如何诱导乐观的读者塑造自我形象？它又让深受其害的人担心自己会变成什么样？有哪些新的比喻可以为更加陶然、乐在其中的阅读方式奠定基础？
比尔布罗在书中探讨的这些充满盼望的比喻揭示了一个道理：要想充分利用文本技术，我们需要培养能够增进人际关系、强化共同利益意识的文化实践和制度。
贝勒大学出版社（Baylor University Press），312 页
近来出版了许多优秀著作，都在探讨我们分散的注意力。比如，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的《重拾对话》（Reclaiming Conversation）和艾伦·诺布尔（Alan Noble）的《颠覆性见证》（ Disruptive Witness）分别从世俗和基督教的角度探讨了这一问题。
比尔布罗则选择通过 19 世纪文学的角度来审视这个问题。他引用了一批令人印象深刻的南北战争前的作家，包括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马克·吐温、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奥劳达·伊奎亚诺（Olaudah Equiano）和玛格丽特·富勒（Margaret Fuller）。同时，他还回顾了 18 世纪美国开国元勋，如托马斯·杰斐逊、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和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
比尔布罗指出，新的通信技术总是伴随着一种“技术乐观主义”。这种观点视技术——无论是 19 世纪的工业化印刷还是当今的社交媒体——为工具，让人们围绕某个权威观点达成广泛而一致的共识。接着，比尔布罗进一步探讨了这种乐观主义所引发的悲观反应。在这种“共识”之下，总有一些人感到受到压制或剥削，他们努力挣脱技术乐观主义的桎梏，摆脱其统治，
比尔布罗对技术乐观主义的批评揭示了 19 世纪与今天之间的相似之处。例如，诗人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与读者亲密交流的特有方式，预示了如今Instagram网红的自我展示。比尔布罗认为，这两者本质上都是空洞的，“惠特曼和Instagram诗人提供的亲密感都是单向的：个别读者可能会对看似在袒露心扉的诗人产生强烈的情感联系。然而，诗人自己却与读者或粉丝的情感生活保持距离”（74 页）。这种虚假的陪伴只会让我们感到更加孤独。
人不仅仅是独立、可替换的消费单位而已。人类要想真正繁荣，需要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所说的“小团体”（little platoons）——那些为个人生活赋予超越个人欲望的直接社会联系。我们生活在家庭、教会、社区等群体中，而技术乐观主义正在威胁着这些纽带。
比如，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技术乐观主义将我们每个人想象成“透明的眼球”（transparent eyeball），摆脱了传统、社区、亲情的束缚，似乎无需任何中介就能直接获取真理。这样一来，爱默生把宗教改革中“自己读圣经”这一重要实践，降格为“完全靠自己读圣经”这种肤浅做法。他的观点动摇了教会作为共同理解和实践圣经的群体基础。
我们常把伟大作家视为反抗唯物主义时代精神的叛逆者，但爱默生式的超验主义自由恰恰迎合了原子化消费者的心理。你不受任何信条束缚吗？来个“共存”的车贴吧。再买辆奔驰来贴上它。一旦脱离了调解和语境化的群体，我们就容易成为那些天天兜售新身份的人的猎物。更糟的是，我们可能会成为坐以待毙的靶子，被人从传统中“解放”出来，却又沦为当前体制的奴隶。
比尔布罗将自我中心的爱默生与以沉默著称的诗人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作了对比，揭示了狄金森表面上的隐居其实体现了一种更深层的群体意识。狄金森拒绝参与工业化印刷，更愿意以私人书信的方式传播她的作品。比尔布罗认为，狄金森“在这些边缘化的人际关系中分享她灵魂的艺术，因为她认为语言的目的是精心维护关系，而非追求名利”（143 页）。她为熟识的人写诗。如果我们也把维系关系作为写作的目标，或许还会出版作品，但会热衷于发推文吗？
其实，问题并不出在媒体技术本身，而在于我们如何使用它。我们可以摒弃技术决定论，避免那些导致人际疏离的技术使用方式，转而拥抱充满希望和交流的语言运用。比如，梭罗、富勒、霍桑和梅尔维尔“构想了一些方法，可能帮助我们以促进相互依存、共同参与的社会方式来阅读和写作”（165 页）。为此，我们需要为阅读找到一套更贴切的比喻。
这些比喻中，最主要的就是行走的比喻。通过漫步和朝圣，我们重新认识世界——它不再是从高空俯瞰的全景地图，而是我们身处其中、与之相融的存在。在行走中，我们以平等的视角邂逅自然和他人，以一种从容的节奏前行，这使我们能够专注观察周遭，甚至与之展开对话。
我们应该像行走一样阅读。比尔布罗是这样写的：
我们可以慢条斯理地品读文字，与古籍智慧展开深邃对话，将精妙章节铭刻于心。我们亦可与见解相左的知己切磋琢磨，共同探讨那些晦涩难懂的篇章。此外，我们还能为那些珍视并培育语言美德的社群贡献绵薄之力，在专注、包容、关怀与耐心中滋养文字的力量。（229 页）
即便在当今这个注意力分散、个人主义盛行的时代，这样的社群仍然可以存在。比尔布罗提出了一种文本社群的愿景，有望重塑基督徒看待阅读实践的方式。
《陶然话语》一书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希望创造一个更加欢乐的世界，让对话取代独白，我们必须重拾行走之道。我们需要以平等之姿相遇——不再是自诩无所不见、独立自主的“透明眼球”，而是携手同行的朝圣者。
译：变奏曲；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Do You Want Stronger Community? Learn to Read We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