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不能想想这样一幕：拿起报纸，看到广告页上有这么一块：
出售四个死海古卷，它们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年，正宗圣经抄本！这将是个人或团体送给教育机构或宗教机构的理想礼物。
这听起来像是《夺宝奇兵》（Raiders of the Lost Ark）或伊丽莎白·彼得斯（Elizabeth Peters）小说中的内容。然而这则广告是真实的，它出现在1954年6月1日的《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上。发布广告的是耶路撒冷叙利亚东正教圣马克修道院院长塞缪尔大主教发布的。他从伯利恒一个名叫坎都（Kando）的古董商那里购买了这些东西，而坎都又是从贝都因牧羊人那里买来的。那些牧羊人声称，他们是在1947年于死海附近的山洞里发现了这些东西。
因为20世纪40年代末巴勒斯坦政局动荡，塞缪尔大主教将这四卷书偷运到新泽西的一个叙利亚正教堂，它们一直在那里，直到在《华尔街日报》上打出广告。通过一个美国代理人，考古学家亚丁（Yigael Yadin）代表以色列国购买了这四卷书。这些书卷包括《以赛亚书》的完整抄本、《哈巴谷书》注释、一部名为《社区规则》的教派文献和一部名为《创世记》的亚兰语伪经。
贝都因牧羊人又发现了三个卷轴，他们把这些卷轴卖给了第二个名叫萨拉希（Salahi）的伯利恒古物商。1948年，考古学家苏肯尼可（E.L.Sukenik，亚丁的父亲）获得了这些卷轴，把它们收藏在了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这三个卷轴包括了《以赛亚书》的第二个抄本、《战争卷轴》和《感恩卷轴》。
在犹大沙漠中发现这些卷轴很快就成了众所周知的事情，导致了许多探险队去调查该地区的其他洞穴。从1947年到1956年，某些洞穴（标记为1号至11号洞穴）产生了远远超过900份（大部分是碎片）抄本，这些抄本后来被统称为死海古卷。这些卷轴大部分是皮制品，但也有少数是用纸莎草制成的。大多数是用希伯来语写的，但有些是用亚兰语写的，还有一些是用希腊语写的。死海古卷包括下面三种类型的抄本：
考古学家最终发现了240个旧约书卷的碎片，这代表了除以斯帖以外的每一部旧约书卷。第二圣殿的文本包括次经中的书卷，如《托比书》（Tobit），以及伪经中的书卷，如《以诺书》（Enoch）。教派文献包括《战争卷轴》和《圣殿卷轴》等主要作品。
今年是在死海附近发现第一批卷轴的75周年。著名考古学家奥尔布赖特（W. F. Albright）曾称其为“现代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他的说法今天仍然正确，至少有三个原因。
第一，它们包含了现存第二早的圣经抄本。
最早的抄本是在欣嫩墓地（Ketef Hinnom）发现的、可追溯到公元前七世纪末的一个小护身符，其中包含了民数记第六章中的祭司祝祷词。希伯来文旧约中最古老的完整抄本是可追溯到公元1008年的《列宁格勒手抄本》（Leningrad Codex）。死海古卷中的一些文本比该抄本早了1200年，因此对于评估《圣经》是如何传给我们的至关重要。这项被称为文本批评的研究表明，死海古卷中的圣经文本与我们今天的文本之间的差异非常微小，许多差异仅仅是“如果”、“和”或 “但是”之类的连词，都是由于抄写者的错误造成的。这强调了希伯来圣经的可信性和上帝为祂的子民保存祂话语的伟大工作。
第二，它们记录了第二圣殿时期的犹太教习俗。
位于死海附近库姆兰遗址的一个犹太教派称为埃塞尼派（Essenes），很可能是他们抄写了这些书卷。教派文献中包括了所谓的《大马士革文件》（Damascus Document），它谴责了居住在耶路撒冷的反对者。这份手稿对了解当时犹太教派所持的各种神学立场有很大帮助。
第三，它们有助于我们理解《新约》的世界。
虽然在死海附近的洞穴中没有发现新约文本，但新约作者可能知道库姆兰社区的教派文献。事实上，这些教派的文字中有许多能让人了解新约时期的环境和背景。
这项工作还没有完成，许多碎片仍未得到翻译，其他洞穴也产生了更多的抄本。例如在瓦迪穆拉巴地区（Wadi Murabba'at）就发现了一个包括所有小先知书的卷轴。甚至在2021年，以色列文物局还宣布发现了几十个新的死海卷轴碎片，上面有几行希腊文的旧约《撒迦利亚书》和《那鸿书》。这项重要的工作仍在继续。
20世纪70年代我在大学读书时，有一位名叫瑞秋·金（Rachel King）的旧约圣经教授。20世纪40年代末，她参加了圣经协会的年会，在会上宣布了卷轴的发现。用她的话说，她从未见过这么多圣经学者在听到一个消息后在过道上拥抱和跳舞。
这仍然值得庆祝，即使是在75年之后。
译：DeepL；校对：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The Dead-Sea-Scroll Discovery—75 Years La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