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国际大学校长（TIU）大卫·多克瑞（本文写于2017年，多克瑞现在担任美西南浸信会神学院临时教务长）知道耗尽的感觉。他的妻子兰斯（Lanese）在三年内生下了三个儿子。当他在联合大学（Union University）担任校长时，一名学生枪杀了另一名学生，还有一场EF4级龙卷风席卷了校园——当时还有一半的学生在校。
但是，他生命中最让他沮丧、情绪耗尽的一天是1992年1月24日。
他说：“那是我们生命中最快乐的日子，也是最悲伤的日子。”
对多克瑞来说，1月24日很早就要开始工作。他到纳什维尔市中心的通勤时间通常为20分钟。虽然他是位于路易维尔的美南浸信会神学院（SBTS）的助理教授，但他当时被借调到美南浸信会主日学委员会（“生命路基督徒资源”机构的前身），以担任《新美国圣经注释系列》（NAC）的总编辑。
但那个星期五，他在路上花了三个小时，因为他沿着65号州际公路回到了位于路易维尔的美南浸信会神学院校园。他重新回到校园教书了！
他能被神学院聘用是一个小奇迹，是美南浸信会（SBC）中日益增长的保守派复兴的结果，这复兴包括了给美南浸信会下属机构施加压力要求聘用认信圣经无误的教师。
1月24日将标志着一个尖锐的转折点，这既是他的人生转折点，也是美南浸信会神学院（SBTS）这一美南浸信会下最古老神学院的神学方向转折点。
多克瑞回忆说，二战后的美南浸信会把自己的重点从神学转向了程序，美南浸信会在20世纪50年代主日学课堂坐满了人，但到90年代，许多领袖都逐渐远离了圣经的正统性。
正如战后许多其他宗派的神学家们一样，美南浸信会神学院的教师们在20世纪60年代试图把圣经和科学糅合在一起，因为这意味着“聪明人也会相信宗教”——这句话出自自由派牧师塞西尔·谢尔曼（Cecil Sherman）之口。美南浸信会神学院系主任格雷戈里·威尔斯（Gregory Wills）在2010年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聪明人相信科学，而科学似乎是站在达尔文一边的，所以圣经中那些看起来太难相信的记载——六天创造、世界性的洪水、鱼吞人或处女怀孕生子——最终都被看为是拦阻信仰的绊脚石。
这种神学自由派发展的趋势一直持续到70年代和80年代，当时“ 美南浸信会神学院非常希望被看为是杜克大学、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神学院的同侪，”多克瑞说。“在学术上，美南浸信会旗下所有神学院中美南浸信会神学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就与会众的关系而言，神学院常常与人脱节。”
很多地方教会开始对整个宗派的神学混乱感到震惊，美南浸信会教会的牧师们和会众都开始向神学院施压，最终迫使院长们承诺仅仅聘用相信圣经无误的员工。
多克瑞说：“美南浸信会神学院的教员们开始做调查，看看他们是否能找到一个保守的美南浸信会人士，不但了解浸信会的神学特点、相信圣经的无误性，并能作为教师与他们进行建设性的合作。于是他们找到了一位在达拉斯的一所小学院任教，并担任其神学杂志编辑的我。”
他笑着说：“我就好像县议会的蓝带保守派议员一样来到了神学院，教授新约圣经和神学。”
多克瑞还记得在他第二个学年开学时他和教师们坐在一起开会。
“（罗伊·霍尼卡特校长）的讲话是基于加拉太书第4章，关于撒拉和夏甲的故事，以及基督徒自由的重要性，”多克瑞回忆说。“然后他说，‘属夏甲的人被律法所束缚——你知道，这就好像那些主张圣经无误之人一样，他们不能理解上帝话语的自由。’”
“然后每个老师都转身看着我。每一个，”他说。“我想，我是一个在异国他乡的外国人。”
（后来，一位同事在他的门上挂了一个牌子，用自嘲的方式消除了这种张力，牌子上写着：“属夏甲的人住在这里”。）
多克瑞在学校教了两年书，然后请假去纳什维尔为保守的《新美国圣经注释系列》工作。就在他编辑圣经注释的时候，美南浸信会神学院出现了一个系主任的职位空缺。
这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职位，负责聘用教师、决定学术项目，并帮助塑造学校的愿景。在学校监事会要求找一个保守派教师的压力下，管理层选择了多克瑞。
但教职员工——几乎全部由温和派或进步派组成——决定在1月24日进行投票，没有人确定他们会怎么做。
1月24日午餐后，多克瑞穿着他那套标准的深色西装，站在大约70名教职员工面前，手握麦克风，回答问题。
他们向他询问了神学和教会体制问题，他们也问及他的领导风格和对共同治理的理解。他们问到了学校的学术问题。他们也问他如何在行政人员面前代表教职员工，如何在监事会面前代表教职员工，以及如何向外部代表神学院。
这个会议持续了两个半小时。
多克瑞说：“我对此有所准备，那天主与我同在。”
之后，多克瑞被请到隔壁一间办公室里回避，然后教职员工只用了20分钟就以95%的多数通过了聘用他的决定。
“那是我一生职业上最重要的一天，”多克瑞说。欣喜之余，他给妻子打电话，让她知道他已经在路上了。一切都很好，她迫不及待地想见到他。
他踏上了三个小时的回家之路。
当多克瑞走进他在纳什维尔北部的出租屋时，他立即知道出了问题。他的三个活泼的男孩，10岁、11岁和12岁，和他的妻子兰斯在客厅里。每个人都在哭。
“他们刚刚接到来自伯明翰的电话，”多克瑞说。他和兰斯都是在那里长大的，他们成长于种族骚乱和公牛康纳（Bull Connor）和小马丁·路德·金的监狱故事边。
“外公遭到枪击了。”男孩们告诉他。
兰斯的父母，威廉和波利·胡克巴，住在伯明翰的布什山社区，当他们的邻居在白人逃亡的浪潮中离开时，他们仍坚持在那里。当多克瑞在回家路上的时候，兰斯的父亲——一个退休的钢铁工人——把他的退休支票存入银行，然后在去拜访朋友的路上停下来回家接他的妻子。当他在车道上走下汽车时，一名男子走过来。
多克瑞说：“他拿走了钱，朝他的胸部开了好几枪，然后跑了。兰斯的母亲从她的窗户看到了整个过程。”
下午5点03分，哈克巴在医院被宣布死亡。
杀害他的凶手一直没有被抓住。
多克瑞的岳父是1992年在伯明翰被谋杀的148人之一，这是该市自1930年代初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这是一个高峰，后来杀人案就没有这么多了。
据《纽约时报》报道，那一年它也是“光头党活动的温床”，至少有一次白人至上主义光头党和三K党人的公开示威。
多克瑞说：“我的岳父岳母住在伯明翰的西边，那里曾是伯明翰历史上种族问题最严重的地方。”
当多克瑞10岁时，有一次坐在他自己的浸信会教会里，白人至上主义者在不到4英里外的美国黑人16街浸信会台阶下埋下了15根炸药棒。
“我回到家才知道，四个和我同龄的小女孩去了她们自己的教堂后，就再也没有回到家，”他说。“我记忆非常深刻，就像昨天一样。”
就在这一年，小马丁·路德·金领导了一场非暴力的商业抵制运动，他们在午餐柜台静坐，并在这个种族隔离的城市中进行抗议游行。多克瑞记得公牛康纳将水龙头对准抗议者，金写下了他的 《伯明翰监狱来信》。
“我在那样的世界长大，”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因为我相信小时候教的那首歌，‘耶稣爱世上的小孩子，红的、黄的、黑的、白的，他们在他眼中都宝贵’，但在那些日子里，我确实看到了与周围许多人不同的事情。”
多克瑞归功于上帝的恩典和一位强调向所有人展示上帝之爱重要性的母亲。尽管他“没有在生活中解决一切问题”，但他确实知道自己想要“站在种族主义的对立面”。
当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和阿拉巴马州的学校选择法案最终通过少数几个黑人学生在他的学校生效时，多克里正在读七年级。“他们非常勇敢，”他说。
每年都有更多的黑人入学，但根据法院的判决，还不够多。到了高三，一位联邦法官发布了一项命令，在他所在的西郊费尔菲尔德加快了工作进度。原本那里有一个黑人高中和一个以白人为主的高中，而现在一个学校将不分肤色容纳所有高一和高二的学生，另一个则不分肤色地容纳高二和高三的学生。
作为回应，白人高一和高二学生本应前往之前的黑人高中，但他们却“去了私立学校”，多克瑞说。而白人高年级学生则留在原校，对他们的建筑和他们在音乐、学术和体育方面公认的成功感到满意。很快，随着白人的逃离，这个城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这个城市大约92%的人口是美国黑人，大约四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请看一个教会如何给那里带去希望。）
在那个关键的过渡年里，多克瑞担任学生会副主席。该学年被这一变化“完全打乱了”，“当我们到了这个学年结束时，除了少数几个白人学生外，其他白人学生都决定抵制毕业典礼。”
他是少数留下来的人之一。由于学生会主席不在那里（以示抵制），这使得多克瑞不得不发表毕业演讲。
他说的都是些套话——“你知道的，感谢校长、感谢老师、感谢父母、感谢彼此”——但这一时刻为多克瑞赢得了第二天伯明翰报纸头版上的照片。这是他在种族和解方面的第一次公开努力。
多克瑞认识那个在1969年命令他的高中加快一体化进程的法官。七年前，格鲁姆斯（H. H. Grooms）曾命令阿拉巴马大学接受三名黑人学生，促使州长乔治·华莱士将他们挡在门口。（多克瑞于1970年秋季入学，作为体育部的一名学干部，他偶尔会被要求在公路旅行中与黑人运动员同住，而这样做是受人诟病的。）
格鲁姆斯也参加了多克瑞所在的浸信会，或者说，他曾经去过。
毕业后的那个夏天，多克瑞所在美南浸信会教会约有1,000人，当时全教会一个名叫威尼弗里德·布莱恩特（Winifred Bryant）的美国黑人女性和她11岁的女儿特维拉（Twila）走过过道，要求加入教会成为成员。在牧师赫伯特·吉尔莫（Herbert Gilmore）的倡导下，此举不仅对伯明翰的一个白人教会来说是一个大胆的举动，而且对整个美南浸信会宗派来说也是如此。要知道，美南浸信会是在1845年因奴隶主能否成为宣教士问题而从浸信会总会（Triennial Convention）分裂出来的。（当时美南浸信会认为可以，而美北浸信会表示反对。）
关于布莱恩特和吉尔莫的争论在整个夏天都很激烈，还有人试图在吉尔莫参加世界浸信会联盟会议时宣布职位空缺找人换掉主任牧师，也有传言说吉尔莫是个共产主义者，最后在凌晨2:30的教会成员大会投票中，吉尔莫仅以4票之差保住了工作。
最后，在9月的一个周日上午，会众以240票对217票的表决结果决定保持教会为白人教会。这导致了大约250名成员立即退场，教会分裂了。（吉尔莫是退场成员之一，格鲁姆斯是吉尔莫直言不讳的支持者，多克瑞可能是另一个。）
但即使如此，问题也不简单。政治、种族和神学问题交织在一起，至今仍使美南浸信会感到困惑。
在第一浸信会就是否接纳黑人成员感到混乱的同时，他们也在与宗派中的神学自由主义进行斗争。
“第一浸信会在1971年，即分裂后的四个月，说：‘早在黑人提出入会前，教会就已经对吉尔莫博士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这分歧涉及到他……自由主义和人文主义的讲道、不强调圣经，也没有促进传福音，等等。“
一些人，包括多克瑞的父母，都认为吉尔莫不相信圣经中关于创造或洪水的记载，不相信基督从童女而生，也不相信圣经的无误性。
如果这是真的，他可能是在神学院学到这些观点的——吉尔莫是1960年代美南浸信会神学院的毕业生。
就在1992年多克瑞被任命为系主任一年后，美南浸信会神学院的院长霍尼卡特下台了。一些教职员工立即提出让多克瑞接任。
但多克瑞知道，如果他输了，他将不得不离开神学院，而他热爱他的工作。因此，他承诺“无论谁当选，都会为之欢呼，并帮助使这件事顺利进行。”
然后他推荐了阿尔伯特·莫勒，他现在仍然领导着美南浸信会神学院，并被认为是将其转向了保守的方向。莫勒出任院长后立即和多克瑞开始工作，在多克瑞1996年接任联合大学校长之前，聘请了五名保守派教员。
转变神学院的压力是“浸信会会众制优越性的最佳表现，”多克瑞说。“现在，美南浸信会神学院的教职员工团队由那些致力于神话语真实性的人组成。”
美南浸信会及其神学院在种族和解方面的进展也是缓慢和停顿的。多克瑞是最早拥护宗派首位黑人主席弗雷德·路特（Fred Luter）的人，他于2012年当选。
1月24日，多克瑞和他的家人坐在客厅里，他们为外公的死亡哭泣，并一起祈祷。然后他们开始行动。不到两小时后，他们就收拾好行李上车，在多克瑞这一天中第三个三小时车程中向南行驶。
他们在午夜时分驶入伯明翰，最终结束了多克瑞人生中最糟糕也是最美好的一天。
几天后，他在墓前仪式上发表了讲话，然后将他的《寻求国度》（ Seeking the Kingdom）一书献给了哈克巴。
他的家人在伯明翰发生的悲惨事件帮助多克瑞看到了种族关系进步的迫切需要。成为系主任后，多克瑞任命了美南浸信会神学院的第一批两位美国黑人教师。在他担任联合大学校长的20年里，他聘用了更多的少数族裔教师，建立了一个种族和解中心，并看到少数族裔学生入学率从9%上升到20%。
多克瑞是第一个在西田纳西州有色人种协进会年会上发表主题演讲的白人（他在会上获得了他们的种族和解奖），主持了一个关于神学院如何装备非盎格鲁学生的美南浸信会峰会；后来还与三一国际大学的教职员工合作，呼吁本校重新致力于种族和解。
多克瑞在2013年告诉《美南浸信会生活报》（SBC Life）：“我的生活几乎在每一个章节都在尝试成为一个种族和解的代理人。两本书——他与人合著的《架设桥梁》（Building Bridges）和为纪念他而收集的文集《坚定的公民性》（Convictional Civility）——都强调了这一主题。
他说：“因着神的护理，我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方，做了很多事情。是神把我放在了正确的地方。这是我能理解的唯一方式。”
译：DeepL；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Man in the Middle: The Best / Worst Day of David Dockery's Lif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