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听到巴刻这个名字的那一刻。那是1985年9月27日，我上剑桥大学读本科的前一天，当地浸信会的牧师莱斯利·比尔德（Leslie Beard）送给我一本《字里藏珍：17个圣经关键词》（ God’s Words）作为临别礼物。这本书也许不是巴刻众多著作中最知名的，甚至也不是最好的。但它改变了我的生活，甚至今天它还在离我写作的地方几英尺远的书架上，坐落在一本乔叟（Chaucer）著作和一本华兹华斯（Wordsworth）的诗歌之间，是我最重视的书籍之一。
这本书改变了我的生命，因为它以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方式向我解释了上帝恩典的重要性。通过一系列对圣经关键主题进行精心论述章节，巴刻以一种既通俗易懂又清晰易学的方式阐述了基督信仰的荣耀之处。我甚至记得有一天深夜跑过大学宿舍的大堂告诉一位朋友，这本书让我变成了一个加尔文主义者——虽然当时我并不了解这个词，只是知道基本教义。后来，阅读巴刻的书让我认识了清教徒，然后又认识了我的主要学术兴趣之一——约翰·欧文的作品。
说来奇怪，可能是他的另一本最不被看好的书《活在圣灵中》（Keep in Step with the Spirit）对我帮助最大。这本书是在关于灵恩恩赐的争论如火似荼时所写的，在这场争论中，这本书受到了双方的抨击。终止论者认为它对持续论者作出太多了妥协，而持续论者则认为这本书在支持终止论者。作为一个因为圣公会中灵恩派朋友的见证而被带到基督面前的人，我喜欢这本书，因为它的论述公允而又满有恩慈——这似乎是让许多读者不高兴的事情，这样的论述指导我明白我如何能够一方面拒绝灵恩运动，而另一方面又不必拒绝我的朋友。
常常感到自己在尊荣他人上是亏欠的，这很重要。同时也要铭记感恩是一种美德。
因此，无论在智识上还是在属灵上，我都无法量化巴刻对我生命的影响，然而有的时候，他对我来说又成了一个比较模糊的人物。尽管我对他有所亏欠，但我也受到了英国福音派的影响。在1966年至1970年期间，英国圣公会与不从国教者之间的痛苦分裂之后，英国福音派开始浮出水面，那是从钟马田与斯托得的公开分歧开始，在某种意义上说，又以钟马田与巴刻因后者卷入《成长进入联合：形成英格兰联合教会的倡议》（Growing into Union: Proposals for Forming a United Church in England）一书而决裂告终。多年来，我在这些问题上采取了钟马田的立场，因而对整个英国圣公会，尤其是圣公会中福音派领袖们抱有一些怀疑的眼光。20多年后巴刻签署了“福音派和天主教联合”（“Evangelicals and Catholics Together” ）宣言，因而在北美福音派当中招致了新一轮的批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重演。虽然我不同意他在这方面的行动，但毫无疑问，巴刻后来在美国改革宗的被边缘化是后者的损失。他所发出的声音博学而亲切，他应该得到更好的聆听和对待。
但我们都会变老。而且希望我们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更聪明一些。很明显，在个人的正直和魅力上随著年岁而增长的是巴刻，而许多为了坚持他们所谓的“正统”而批评他的人，在谦卑、尊重他人、真正爱教会而不是爱自己的地位等问题上，却显得不够坚定。60和70年代英国福音派的争执带来的只有激烈的争吵。最后，巴刻的愿景，即一个更有思想、更少言语上带来分裂的运动，显得更加重要和强大。
而在北美，神学正统居然可以与贪恋权力、领袖的个人野心和腐败相安无事。巴刻可能在他的普世联合运动中犯了一些过于宽容的错误。但他毕竟以谦卑和正直走到了比赛的终点，而这在福音派领袖中相当罕见。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对巴刻来说“领袖”很可能是个错误的词——他从未成为一个贪权的人。他似乎缺乏一些个人野心。他不屑于建立自己的品牌。他没有在Twitter上鼓吹自己的伟大。他只是写了一些好的、有用的书，做了一些扎实的讲座，并坚定地传讲圣经。
我只见过他一次，
我们在2012年一起度过了一天。巴刻虽然比我大40岁左右，但我们都是格洛斯特郡文法学校（Gloucestershire grammar school）的毕业生。只有文法学校的男孩才明白，那种校友相聚产生的连结有多么强烈。我们谈到了我们的家乡，讨论了约翰·欧文和理查德·巴克斯特。他带我去他最喜欢的爵士主题餐厅吃午饭。当我冒昧地暗示他是伟大的长老会领袖时，他甚至短暂地对我发了脾气：“我是一个信念坚定的圣公会教徒！”他用拳头敲打着桌子说。
我们分手时，巴刻为我做了一件美事：他在我那本破旧的《字里藏珍》上签了名。是的，我把它带去了。是的，它现在是我珍贵的新教文物了。是的，当我看着它在我的书架上时，它是一个珍贵的提醒，提醒我这位真正伟大的人现在已经完成了真正伟大的比赛。
平安！巴刻博士，愿你平安！
译：DeepL；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Thank You, Lord, for J. I. Pack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