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个世纪以来，宣教学家一直试图纠正殖民主义对宣教的影响。批评西方教会对待其他文化的方式和态度不好，此类文章书籍数不胜数。如今，后殖民主义情绪在西方和多数世界的基督徒中普遍存在，他们对西方教会的宣教方法表示不满。
这些批评很多都切中要害。有一段时候，教会曾参与了西方帝国主义的活动。一些宣教士自以为本国文化优越，他们不仅想让对方信主，还想让他们“文明起来”。还有一些宣教士由于对这方面的认识不够敏锐，缺乏智慧，无意中助长了这一问题。今天，许多人对宣教士先辈们的失败嗤之以鼻，认为我们已经在前辈的缺点之上有了大大的改进。
这种看法有双重错误。首先，那个年代的宣教士并没有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殖民主义的同谋。其次，尽管现代人在人类学方面的知识很丰富，但我们可能并不像自己所想象的那样对文化有深入的了解。我相信当前宣教策略依然深深地带有西方色彩，并可能带来潜在的危害。
我们的宣教带有西方色彩，第一个是其隐含的个人主义。福音派神学历来强调信仰的个人性。福音是指神爱世人的好消息，但福音必须由个人来接受。宣教士去到不同的国家族群传福音，但福音是一对一地对人说话。
然而，多年来，西方宣教士逐渐认识到，从社会层面来看宣教也很重要。在许多文化中，人不会脱离自己所在的社区去做重要的决策。大家都很看重对家庭和社区的承诺，尤其是在宗教这个至关重要的领域。因此，许多当代的宣教士现在鼓励在社区或家庭中传播福音的策略，希望能看到像《使徒行传》10:1-11:18，16:11-15、25-34 中那样全家信主的情形。
这种传福音的趋势体现了对集体主义文化的重视。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以家庭团体为中心的宣教可能会无意中助长一种个人主义。这些小团体很容易发展成为孤立和自治的实体，与更宽广的基督身体脱节。只要这些小组最终不至于成为教会和神学意义上的孤岛，以家庭为重点的宣教和门训就是有益的。
19 世纪末，宣教士开始主张本土教会应自治，自养，自传。其目的是促进本地教会的领导权和自治权，不依靠西方提供的金钱资助和宣教士。这种做法对纠正当时盛行的宣教士家长制作风很有帮助。今天，当代的宣教策略也在推动教会的神学自立。但是，如果我们因为拒绝不健康的依赖，却走向了不健康的独立，使信徒和教会实际上离开了与历史性基督教的关系，那该怎么办呢？
使徒保罗认为地方教会及其领袖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但他鼓励教会之间彼此互相依靠，而不是简单的个体自立（林前 16；林后 8-9）。保罗不知疲倦地努力促进各教会之间的团结和关爱，并确保在使徒的教导中建立共同的神学基础（林前 4:17，7:17；提后 2:2）。宣教士既要重视大公教会的传统和普世性，又要重视地方教会的权柄与自治。教会既是本地性的，又是大公性的。
西方宣教士已经认识到个人主义在我们传福音时的局限性。然而，在教会论方面，我们可能仍然会在我们的团体中偏向个人主义。这大可不必。我们不用将教会的自治与其大公性对立起来。我们可以认识到在社区里传福音的价值，也可以认识到信主后，在一个团体里学习神学传统和教会间的交通会让人受益匪浅。
西方文化是高度平权的。当我在这里使用这个词时，我并不是特指性别角色或性行为问题，而是指我们的文化普遍偏好扁平化结构：避免等级制度、权威，或避免吉尔特·霍夫斯塔德（Geert Hofstede）所说的“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指人与人之间社会地位不平等的状况——译注）。
这些年来，我曾在世界各国为地方教会的领袖们授课，我也有机会在课堂上观察西方讲员上课的情况。几乎每一个来自西方的讲员都会将自己与学生放在同一水平线上。他可能会淡化自己的专业知识，或把自己受过的高等教育一笔带过。如果有人问他的观点或神学问题时，他可能会犹豫不决，不愿意给出明确的答案。虽然这可能是源于基督徒的谦逊，但这也反映出，西方讲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崇尚平权的影响。
然而，这种平权主义很少能在西方之外得到认同。在许多文化中，学生非常尊敬他们的教师。他们视导师为专家，并期望导师拿出导师的样子来讲课。因此，当一位拥有博士学位的神学教授在谈吐之间经常贬低自己，在释经问题上不给出明确答案时，学生们就会很不理解。我知道有一所神学院会这样敦促来自西方的客座讲师：“你必须正面回答他们的提问！”
但这不仅仅是文化上的脱节而已。圣经告诉我们，神呼召教会领袖，是要他们教导圣道，使用权柄。他们不仅要装备圣徒，建立基督的身体（弗 4:12-16）；他们还必须责备那些自高自大的人，驳斥假教师（提前 6:3-5；提后 4:1-2）。他们必须愿意做的不仅仅是促进彼此之间的讨论。
可是，宣教士越来越积极地避免承担这样的责任，不仅在课堂上如此，而且在发现式圣经小组学习（discovery Bible studies）和门训小组中也是如此。我们努力限制西方偏见，避免让西方文化凌驾于本土文化之上，可是这样做的时候，宣教士觉得他们需要刻意地限制自己的影响力，特别是在传授圣经真理或提出神学主张时。
这种建立基督的身体和平权观的思想，在植堂时体现为“从背后带领”。可是，这种观点没有理解其他文化中的带领风格。非西方文化并不认为等级制度和权柄是不好的东西。相反，在他们看来，扁平化——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教堂里——都让人抓狂。他们认为这是软弱，是带领的失败，而不是谦卑。尽管我们努力避免引进西方思想，但许多宣教士还是把他们的平权主义价值观强加给了多数世界的基督徒。
西方文化以消费主义闻名，这一点已经渗透到我们全球化世界和世界宣教事工中。几十年前，在那些如何关注慕道者需求，如何利用“同质单位原则”来宣教的著作里，可以看到消费主义的倾向。最近几年来，宣教策略开始强调植堂速度、复制模式，十分依赖技巧和技术，这是一种由市场驱动的宣教方法。
如今，许多宣教研究看起来都像市场调研。宣教士如果想了解一个社区或国家的事工机会，就会开展人口统计或人种学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可能非常有帮助。研究工具可以用来确定福音在特定群体中的扩展情况。接着，有些宣教士会设法找出福音广传的因素，然后搞一个逆向工程，尝试着在另一个环境中复制这些结果。
虽然这些宣教策略的制定者通过参考圣经来证实他们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其中许多人还鼓励圣经中的做法——但这些方法可能更多地是源于经验而非经文。宣教事工的整个做法——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并加以复制——就好像西方的商业模式和特许经营。有些植堂运动策略采用激进的办法，鼓励人加入教会，希望迅速扭亏为盈，这就好像美国福音派亚文化中盛行的传销风。
我认为关注结果并没有错。我并不反对务实的方法。但是，为了找到真正有效的方法并取得持久的成果，我们应该从圣经入手，然后再根据具体情况采取恰当的做法。即使这样，我们也必须小心谨慎。消费主义的思维会让许多西方人倾向于关注产品和流程，而不是人。
我从许多非西方人士那里听到过这样的批评。他们对那些把系统、结构和技术放在首位，而不是把深层关系放在首位的传教士感到厌倦。虽然现代西方宣教士可能已经摆脱了前几代人的程式化和预先包装好的传道策略——如“属灵的四个原则”（Four Spiritual Laws）或“三元福音倍进布道”（Evangelism Explosion），但他们可能仍然会犯同样的错误。美国人仍然以发展批量生产、“一刀切”式的宣教事工而闻名。
最近，一位来自中亚的朋友分享了一些当地穆斯林信教后发生的事情。他的宣教事工领袖立刻减少了宣教团队对这些年轻信徒的影响。他不想把关于聚会或教义的“西方”理解强加给当地第一代信徒。带领者还认为讲道是来自西方的概念，与当地文化格格不入，因此他想避免讲道。他深信，传讲圣经，设立长老——即使是当地的本土领袖，都会不必要地减缓小组复制自己的能力。
朋友分享的这个故事让我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曾从东南亚、中东、北非甚至北美等地的宣教士那里听到过类似的对话。但这样的做法既缺乏对本地文化的理解，也缺乏对圣经的忠心。
将一种文化凌驾于另一种文化之上，这种后殖民主义的思维模式无助于纠正殖民主义的错误。此外，它还会削弱圣经跨越文化的性质。但尤其令人震惊的是，崇尚文化意识的现代宣教士，至少在这种情况下，怎么会不知道圣经的诫命可以与非西方文化保持一致呢？
比方说，讲道问题。穆斯林很熟悉清真寺里阿訇定期讲道，为什么这位宣教士领袖会认为，在这样的环境里，有权柄的讲道会是一个很陌生的概念呢？他的决策似乎更符合西方的价值观，而不是当地的文化。这种不强调讲道的宣教方法并不能帮他更好地开展事工。最令人担忧的是，这些策略让他放弃了圣经中关于教会架构和聚会目的的明确教导。
西方宣教士力图避免殖民主义的错误，然而与此同时，许多人仍然不经意地将他们的西方价值观强加于人，为了教会的增长，他们以消费主义的心态引进个人主义和平权主义价值观——但是这一切都背弃了圣经的明确命令。
我不是要把所有的宣教事工失败都归咎于西方。来自“西方”的宣教不意味着就是不好的。我们也不应该认为所有非西方的文化都更优越。我们不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认为哪些举措合理，哪些“有效”，以这样的标准来对待宣教事工。解决宣教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将每一种宣教方法都置于基督的掌管之下，与圣经保持一致。
这意味着我们首先要认真学习保罗。他很小心，不把传讲福音变成推销产品（林后 2:17，4:1-2）。他不愿意为了让人接受福音，就在词语上下功夫，稍稍篡改神的命令（林前 2:1-5）。正因为如此，他放胆传福音。他带着权柄，坚信不疑地教导神的话语，并希望其他地方教会的领袖也能这样做（徒 20:17-35）。
保罗带人信主之后，并没有让他们自己去寻找圣经的教导，或者该相信什么。相反，他将自己从神那里得到的传给了别人。他建立了教会，让这些新信徒融入到信仰团体中去。这些教会共同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前 3:15），延续着使徒教导的传统。
如果西方宣教士要成为这些宝藏的忠心管家，我们就必须避免西方文化的标志产品：个人主义、平权主义和消费主义。我们试图去纠正过去神学殖民的错误时，要小心谨慎，不要在现在仍然犯下类似的错误。
译：变奏曲；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网站：Our Missions Approach Is Too Wester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