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科林·汉森在2006年《今日基督教》的文章中写到“年轻、不知疲倦的改革宗”运动，以及两年后出版的同名书籍时，他的确发现了一些重要的东西，这场运动事实上是被他取了个名字。每个人都能感觉到改革宗神学（主要）在年轻的福音派基督徒当中越来越受欢迎的情况。我自己的故事也是如此：一个20多岁的美南浸信会基督徒，在读大学的时候遇上了约翰·派博和J. I. 巴刻，然后在神学院里读到了清教徒和改革宗。从来没有人称我为“改革宗”，但我最喜欢的牧师-神学家是约拿单·爱德华兹。
所以，当我得知布拉德·弗穆伦（Brad Vermurlen）的书《改革宗的复兴》（Reformed Resurgence: The New Calvinist Movement and the Battle Over American Evangelicalism）即将出版时，我非常激动。弗穆伦是一位社会学家，在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担任副研究员。他还在个人网站上称自己是受新教改革宗（以及其他基督教传统）影响的“普世基督教传统主义者”（"ecumenical Christian traditionalist"）。从2012年到2016年的四年时间里，弗穆伦潜心于研究他所谓的新加尔文主义运动，并就加尔文主义的发展对75位来自整个福音派的主要领袖进行了访谈。其结果是一本叙事丰富、立场适中、令人感同身受、学术精深的强力之作。
虽然我读了不少社会学的书，但我不是一个社会学家。我想，访问福音联盟网站的大多数读者也不是社会学家。出于这个原因，我没有资格评估弗穆伦提出的解释模型——他用这一模型来解释加尔文主义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复兴。我把这个问题留给专家们，他们将在学术期刊上评论这本书。就我而言，我会尽我所能地总结弗穆伦的方法，与他的论点互动，并分享我个人对这部重要著作的想法。
弗穆伦的这本书并不主要关注历史上的改革宗宗派或任何接受加尔文主义救恩论的人。相反，他的关注点是汉森近15年前首次写到的同一个群体：一个由保守福音派组成的非正式网络。他们经常访问福音联盟网站，参加像“共同致力福音”（T4G）这样的会议，聆听马特·钱德勒和阿尔伯特·莫勒的播客，阅读约翰·派博和提摩太·凯勒写的书，并欣赏爱德华兹和清教徒。他们并不都是“纯正改革宗”（"Truly Reformed"），但他们都认为自己是“持改革宗立场”（"Reformed-ish"）的。
就教义而言，新加尔文主义相信加尔文所说的“恩典的教义”，但同时认同多个不同宗派（和无宗派）的传统。他们肯定圣经的无误性，几乎所有人都是性别互补主义者。他们认为自己关注宣教，虽然他们对这个词的定义不尽相同。他们还关心文化参与，重视处境化，尽管对这些事项的优先次序也有一些分歧。2016年，他们中很多人对特朗普的候选资格持保留意见，很多人认定自己“永远不会支持特朗普”（"Never Trumpers"）。他们关心种族和解，然而近年来种族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两极化的问题。令人遗憾的是，一些黑人中的加尔文主义基督徒已经与新加尔文主义保持距离。大多数新加尔文主义者并不是典型的恩赐终止论者，不过真正在个人生活或事工中认可或主张超自然属灵恩赐的人相对较少。根据我的经验，弗穆伦对新加尔文主义的总结很到位。
弗穆伦参加过改革宗的会议，阅读了支持和反对加尔文主义的书籍。他还在三个改革宗的多堂点大型教会进行了广泛的实地调查，这包括了派博的伯利恒浸信会， 凯勒的救赎主长老会， 以及马可‧德斯寇的马斯山教会。有趣的是，派博和凯勒现在已经从他们的牧师岗位上退休了，而德斯寇也在他的教会最终解散之前，就因为丑闻辞职了。有些读者可能会对把德斯寇也算进来嗤之以鼻，但我认为认识他对于理解新加尔文主义在本书所研究的时期，尤其是从2000年到2016年期间的流行是至关重要的。本书中提到他和其他几个人都卷入了丑闻，这应该对认信的加尔文主义者发出一个令人头脑清醒的警告：单单健全的教义并不是抵御试探和罪恶的万全之策。
弗穆伦将这些新加尔文主义者与其他三个群体进行了对比：主流福音派（华理克和《今日基督教》）、新再洗礼派（neo-Anabaptists，包括克莱伯恩和新禁欲主义），以及进步的左派“福音派”（想想罗伯·贝尔Rob Bell和新兴教会）。后者尤其是作为早期新加尔文主义的一种衬托，因为这两个运动在同一时间流行起来，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相同现象（后现代主义、后911世界等）的回应。有些读者会对弗穆伦的分类法，以及他对某些个人、运动和组织所做的归类提出异议。（例如，我认为他分的主流福音派似乎太宽泛了。）另外，把灵恩派/五旬节派和卫理公会中的福音派与主流福音派或新再洗礼派归为一类，似乎不够细致。话虽如此，我认为弗穆伦了解自认福音派的光谱，也了解新加尔文派在其中的位置。
弗穆伦认为，加尔文主义已经出现了复兴，但总体数量的增加并不像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显著。简单地说，加尔文主义并没有出现像早期五旬节运动那样的大规模增长。虽然加尔文主义的教会自21世纪初以来在数量上有明显的增长，但其他类型的非加尔文主义的福音派基督徒数量也有增长。这就是弗穆伦的“场域理论”（" field-theoretic"）模型的作用。他认为，新加尔文主义所享有的复兴类型更多的是与影响力、争论和形成圈子有关，而不是与数量上的力量有关。简单地说，新加尔文主义的领袖们有意将自己定位为制度性的权力掮客和福音派中正统信仰的守护者。加尔文主义实质上复兴的是在福音派中的影响力。
有些坚定的新加尔文主义读者会反驳这种解释。毕竟，那些属于这一运动的人真心相信他们的观点忠实地代表了圣经的教导，并相信圣灵在新加尔文主义运动中工作。换句话说，新加尔文主义代表着神学归正和灵性复兴。弗穆伦并不否认这可能是事实。不过，作为一个社会学家，他的任务是要说明导致改革宗神学复兴的非灵性因素。如果神学或牧者心目中的读者把他的学术视为威胁，或不忠实，或世俗主义，那将是一个错误。
弗穆伦尤其向凯波尔传统——最初的新加尔文主义——致敬！弗穆伦是从社会科学领域出发研究新加尔文主义运动的，因此他使用的分析方法植根于一般的启示，并通过上帝的普遍恩典让任何观察者都能理解。当然，许多读者会理所当然地察觉到比弗穆伦的叙述更多的故事，我怀疑他自己也会同意这一点，关于新加尔文主义的叙事内容肯定不会少。与其把弗穆伦的研究看作是一种竞争，不如把它看作是一种补充。作为基督徒，我们从中学到的是对改革宗复兴的更全面的描述，更好地整合了我们所相信的关于神的工作和我们所能证明的关于人的工作。
弗穆伦的书很可能是对这一领域的重要贡献。但就我们而言，它对牧师和其他福音派领袖（包括改革宗和非加尔文主义者）如何理解新加尔文主义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就我自己来说，虽然我现在的神学与十几年前相比并没有那么一贯的加尔文主义，但改革宗复兴的关键重点（如果不一定是教义细节的话）仍能引起我的共鸣。新加尔文主义以无数的方式塑造了我这个人，我很感激。阅读《改革宗的复兴》是我进入自己信仰旅程的一个窗口。我很感激对神过去所赐恩典的提醒，对现在恩典的保证，以及（向派博致敬）对未来恩典的承诺。
译：DeepL；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The New Calvinism: Young, Restless, and Resurg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