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的艾美奖授予给了《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这是一部由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于1980年代写下的反乌托邦杰作改编而来的剧集。故事让我们置身于一个架空的美国，仿佛经历了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却是在一个基督教异端“雅各之子”的手上。我们透过奥芙瑞德（Offred）的眼睛看这个世界，她是在一个日趋不孕的土地上为了生育目的而存留的女人。我们体验到在一个声称有神圣权柄的军事政权底下，一个受到压迫的妇女失去了她的自主权。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即使是透过电影或小说这个媒介，也让我们渴望自由。
《使女的故事》以新英格兰为背景，身为一个生活在此地的女性，我跟她的故事产生了共鸣。闭上眼睛，我能想像过她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但作为一名享有特权、在自由国度生活、在灌输“独立自主”观念下长大的妇女，我一打开眼睛景观却恰恰相反，我有着世上一切的自由。
那么，我为什么会选择用宗教信仰（正是奥芙瑞德试图摆脱的）来限制我的自由呢？
作为21世纪的全球公民，对我们来说自由带来幸福似乎很明显，给我足够的选项，我就会找到理想的工作、最佳的研究生学位、完美的伴侣。社会心理学家强纳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指出，“选择和其常见的结社自由是现代生活毋庸置疑的产品”，但海德特接着指出，我们对选择的迷恋使我们大失所望。事实上，多项心理学研究已经证明，当人们被赋予大量选择时，他们不太容易做出选择，如果真的做出了选择――无论是选择巧克力还是职业生涯，他们对自己的选择都不太满意。在一场受欢迎的TED演讲中，心理学家贝瑞·史瓦兹（Barry Schwartz）称之为“选择的吊诡”（"paradox of choice"）。
什么能令我们感到满意？1956年心理学家杰克·布瑞姆（Jack Brehm）发现，承诺会增加我们对选择的满意度，即便其他的选项确实等价，他称这个为自由选择范式（the free-choice paradigm）。同样地，哈佛大学心理学家丹·吉尔伯特（Dan Gilbert），在《快乐为什么不幸福？》（Stumbling on Happiness）一书中描述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研究，当中一群学生受邀拍摄和冲洗12张照片，然后他们选择其中一张照片带回家，一半学生做出的决定不能再改，另一半学生可以在一周之内回来换一张。
在研究之后的几天和几星期中，评估了学生对他们照片的满意度，结果是什么？比起那些后来可以换的学生（无论他们换了没有），明确承诺选了以后不能更改的学生对他们的照片更为满意。
我们最大化自由与选择的信念让我们每天打包了太多的决定，我们用无限的线上选择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支离破碎，从一个消息来源滑到下一个消息来源，使我们的焦虑感加剧，我们抗拒这习惯可以帮助我们得到身体所需要的睡眠。我们脱离习惯性的族群――例如，定期参与宗教活动已经被证明可以改善身心健康――因为我们想要保有选择的余地；我们同居而不是结婚，因为我们想要彼此试试，却没有意识到婚前住在一起的夫妇更容易离婚。我们很难从提供给我们的无限选择中建构我们的身份。
所以自由只是对我们有害吗？当然不是。没有自由，创造力被削弱，服事变成奴役，社会变成体制。我们理所当然地品尝我们享有的自由，我们（尽最大努力）竭力为他人的自由而战，《使女的故事》的世界确实是场噩梦。
但我们怎样才能行使自由、利用它的好处，而不沉溺在无限选择中，或成为承诺恐惧症的受害者？
对所有以耶稣之名犯下的“罪恶”来说，基督教一直是前所未有的自由运动。在耶稣第一篇讲道中，祂宣称自己是来把福音带给贫穷的人、给囚犯带来自由、为受压制的人带来解脱的（路4:18），但基督教的世界观也为我们的自由提供了框架。它重视关系中的委身，胜过使兼容性最大化；它提供一个人生的目的，不依靠从无限的选项中做出所有正确的选择；它重视我们工作的方式，超过我们做什么样的工作；它给我们自由在道德的规范中行动，而不是让我们在真空中建构我们的生活。
圣经中有个字来形容“追求毫无限制的自我实现”：奴役。耶稣向祂第一批的跟随者应许了一条不同的路――他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他们得以自由（约8:32）。这种自由不是自我满足的手段，而是受命去服事，正如耶稣告诉祂大吃一惊的门徒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太20:28）
你在寻求最大化你的选项，并追求你自己的满足吗？就现代心理学和圣经的古老智慧而言，你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你的观点。正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敏锐地指出：“正是你把自己捆绑其上的东西叫你得以自由”。
译：杨忠道；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Don't Chain Yourself to Freedom.
